嘉 宾：蔡洪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宋 泓(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主持人：马媛媛
■ 对话背景
为什么许多国家常常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跌跟头”“忽上忽下”，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在经济学家看来，这是因为它们无法破除“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魔咒。
从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脉络来看，当它们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之前快速起飞阶段积累下来的诸多矛盾相继暴露出来，致使社会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人均GDP长期徘徊在3000美元到5000美元之间。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都在这一阶段出现过由经济停滞而带来的两极分化、腐败多发、就业困难等问题。这些被学者们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
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约为4400美元，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在刚刚结束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就有专家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临界点。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生理魔咒”？中国又能依靠什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蔡洪滨：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最核心的因素是社会流动性。高社会流动性是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
宋泓：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从根本上讲，是一个经济实力与财力的问题。没有经济发展，消减贫富差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工业化模式是“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问题
主持人：国际上新兴经济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常见原因有哪些？“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表现是什么？
蔡洪滨：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历程来看，人类的经济增长史从来不是线性的、直线的。而且，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启动工业化、摆脱“贫困陷阱”比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容易得多。
在当前广泛讨论的容易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因素中，经常被强调的是各种结构问题，比如消费结构、收入结构、城市化、工业比重、投资比重、出口比重等。这些因素当然很重要，不过我们需要弄清楚哪些是根源、哪些是表现，哪些可以调整、哪些无法调整。比如关于储蓄率过高的问题，日本、韩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储蓄率也非常高，等到经济增长率降落下来的时候，储蓄率随之回落，所以，这就不是一个可以调整的因素。
宋泓：的确，我们要特别注意分析现象和结果。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些拉美国家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关联因素很多，比如过度城市化、就业困难、贫富分化、金融体系脆弱等等，但核心问题是工业化模式的问题，本国产业与企业体系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
我们可以把“中等收入陷阱”看作是“高速公路塞车”，之所以会如此，关键还是在公路本身以及配套的行车规则方面出现了问题。当然，一旦出现“塞车”，会有一系列相关问题随之而来，也会强化“塞车”这一现象，甚至导致恶性循环，但它们却并非导致“塞车”的原因。
中国达到中高收入国家水平概率约六成
主持人：中国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吗？
蔡洪滨：在与“中等收入陷阱”相关的一系列影响因素中，受关注较多的、与中国密切相关的有四个因素，即：政府规模、收入分配差距、人力资源积累、健康积累等。我就这四个问题做过一些简单的研究，把它们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做了相关性分析。而且，我搜集了各国处于中国当前发展阶段时的各项数据，将其放到回归中，结果发现，所有这些因素在统计上都不显著，这四种因素单拿出来可能有一定的相关性，但综合起来关联并不显著。
此外，按照回归结果，我把中国当前的特征放进去，预测20年之后中国达到中高收入国家水平的概率，计算结果是64%。当然，在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许多不可测的因素。
宋泓：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较小。一些国家之所以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在于，整个经济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阶段转入的过程中，其企业储备、技术储备，以及人才、政策等配套的一系列方面积累不够，支撑不起整个经济的升级和转型，突出的表现就是，在低端发展过程中没有更多地支持国内企业和产业发展，结果后续发展成为空中楼阁。
与之相对应，中国在工业化推进过程中，审慎地选择了以“自立”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注重国内企业和产业体系的生长与发展，在技术开发与应用、高素质人才、核心竞争力、自由品牌创新等方面都有一定的积累。我国的总体产业体系在发展中国家处于领先地位。因此，在下一步的转型过程中，推进自主创新就有了依靠，也就能避免不少问题，从而较为顺利地实现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
社会流动性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因素
主持人：就中国而言，要实现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还需要做些什么？
宋泓：首先，我们需要继续坚定不移地鼓励本国企业和产业发展的自立发展战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以“我”为主，加大对企业技术开发、自主创新、高端人才等方面的资金投入与政策支持。此外，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配套体系建设。再者，需要结合国际经济形势，推进自身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从根本上讲，是一个经济实力与财力的问题。经济发展，不仅可以直接创造出就业机会，而且也可以提供充足的财政税收来源，间接地为国家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及公共服务体系提供坚强后盾。没有经济发展，消减贫富差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蔡洪滨：在我看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最核心的因素是社会流动性。我们现在谈到的政府规模、收入分配、人力资源积累、健康积累，这些都是静态的概念，并不是最可怕的；而社会流动性低、社会结构固化才是最可怕的。这将造成动态的不平等，必然会导致长期经济增长的停滞。
高社会流动性是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为只有较高的社会流动性才能保证动态的机会公平，调动社会上所有人的积极性，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努力工作，积极创业和创新。进入中等收入以后就是效率驱动阶段，这一时期，最核心的就是人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
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中，中国的社会流动性是比较高的。不过，各种迹象表明，近10年来，中国的社会流动性有不断下降的趋势。而扭转这一趋势是一个全方位的艰巨问题。具体说来，我们需要在体制上、政策上、社会组织、文化共识等方面努力改进，让社会上所有人，都感到有机会，积极参与经济发展进程。
■ 他山之石
日韩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很多国家和地区发展中不得不面对的难题，而中国的东亚邻国——日本与韩国则很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它们是如何做到的呢？
从日、韩的经验来看，最根本的是较为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特别是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转换。韩国上世纪70年代“汉江奇迹”的出现主要依靠的是出口导向战略，但此后韩国逐渐将发展方向从扶持和保护产业转向鼓励竞争和创新，并制定政策，明确提出技术开发的主体由政府转向企业，使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
同时，日本和韩国在由中等收入转向高收入国家的进程中，十分重视增加民众收入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日本1960年代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韩国1970年代推行“新村运动”，缩小了城乡和居民收入差距，避免了随着经济发展出现过度的贫富差距，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造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此外，日、韩两国还非常重视反腐工作，推行财产公示制度。而且，在打压财阀集团、破除经济垄断方面，日、韩也做了极大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