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文学62年 “忙碌一辈子的事业”
“我觉得任何一个国家的普通人，只要他们像我一样认识中国人，就不能不喜爱他们并敬佩他们。文学或许就是最好的媒介了。”
1948年5月，相爱的沙博理和妻子凤子顺理成章喜结连理，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
和中国文学的结缘，不仅加深了他对中国的爱，他还把这份爱播撒到全世界，让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人们透过文学的窗户，看到可爱的中国。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在美国出版的《新儿女英雄传》是沙博理翻译的第一部小说，这也是在西方发行的第一部红色中国出版物。它把抗日战争初期白洋淀抗日自卫队活捉汉奸的故事呈现到西方读者面前，同时呈现的还有中国人民的英雄气节。新中国成立后暂时赋闲在家的沙博理于1949年末着手翻译此书，他的这一爱好不仅帮他在对外文化联络局找到了工作，更是以工作为平台，成就了他在文学翻译道路上的一部部好作品。
——比如《林海雪原》、《保卫延安》、《创业史》。杨子荣智取威虎山的传奇、解放军浴血保卫延安的惨烈和辉煌、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的历史风貌一一走进西方读者的视线。透过文学，中国人的胆识、英雄主义情怀和开拓精神熠熠生辉。
——比如巴金的《家》和茅盾的《春蚕》。西方读者眺望到了中国旧父权制家庭中爱情、婚姻的一幕幕悲剧和帝国主义军事、经济侵略下蚕农丰收成灾的悲惨现实。透过文学，可以了解中国社会的革命洪流势不可挡。
——比如近年来翻译的《我的父亲邓小平》。西方读者了解到的不仅仅是邓小平在“文革”岁月中的种种磨难和慈父情怀，还有这位伟人的思想、品格、气节、胸怀和胆识。
在沙博理翻译的数十部作品中，《水浒传》堪称巅峰之作。2006年，沙博理因为对此部古典文学的出色翻译而拿到中国文联最高翻译奖——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此前只有季羡林和杨宪益获得过此殊荣。
如今，比荣誉更让人津津乐道的是翻译《水浒传》过程中的故事。1967年，沙博理接下这一翻译任务，有幸避开了“文革”中的很多运动。“是宋江救了我。”他笑言，“《水浒传》的英文翻译是很光荣的。外文局的派系斗争很激烈，一会你掌权，一会又他掌权，翻来覆去，不管谁掌权，都愿意往自己脸上贴金，说是他领导下翻译的《水浒传》，所以他们都没有麻烦我。”
但在《水浒传》翻译工作接近尾声时，沙博理还是遇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四人帮”风闻沙博理打算把书名定为《Heroes of the Marsh》(《水泊英雄》)，把“宋江们”称为“Heroes”(英雄)，这显然与“四人帮”的“批宋江”、“批投降派”相违背。他们派人怒气冲冲闯进沙博理的办公室。
沙博理试探着问：“你们说Heroes不行，那Outlaws怎么样？”
“什么意思？是指‘土匪’吗？”
“没错。Outlaws就是‘土匪’的意思，是指‘无法无天的人’。”
“那好吧。”
沙博理偷着乐：“‘四人帮’的英语水平跟他们对宋王朝历史的理解一样差劲。”正是因为“四人帮”的反对，沙博理意外找到了一个更符合小说本意的词Outlaws，其字面意思是“无法无天”，但实际上经常被当作褒义词，指“绿林好汉”、“罗宾汉”。《Outlaws of the Marsh》得以顺利出版。
从Heroes和Outlaws的区别，我们可以引出文学翻译“信、达、雅”的话题。“信、达、雅”是沙博理追求的翻译高度。在他看来，要达到这一高度，最难的并不是理解字面意思，哪怕是半文言的《水浒传》也完全可以凭借字典等工具逐句翻译；最难的其实是听到文字背后的“回音”。比如《水浒传》里面的李逵，他长得很凶，行为很粗鲁，也很暴力，这个形象似乎并不符合美国人的英雄标准，但如果站在万恶社会的角度剖析李逵，他的暴力恰恰彰显着英雄除暴安良的美德。沙博理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多地阅读中国历史、文化方面的书籍，这样才能听清楚文字背后的‘回音’，领会文字的‘调调’，理解人物的动机和价值观，明白故事发生的大环境，翻译出最接近作者本意的文本，同时兼顾英语读者的语言习惯和思维习惯。”
我去拜访他的这天，他的书桌上正摆着RossTerrill(美国作家罗斯·特里尔)写的《TheWhite-bonedDemon》。
我问：“江青传？”
“对。”沙博理说，“江青嘛，白骨神。”
“白骨神？Demon不是‘神’的意思吧？”
“Demon，魔鬼，White-bonedDemon，白骨魔鬼。哦——”沙博理找到了答案，“白骨精！”
White-bonedDemon被翻译成“白骨精”，这才符合中国人的语言习惯。反之，沙博理也在寻找着最合适的英语表达，使得中国的文化经脉得以在国外的土壤中舒展、延伸，进而让西方人了解中国人的文化品格和和谐理念。
沙博理的电脑上正显示着国外的网站页面，沙博理边浏览边感慨：“瞧，不少人嚷嚷‘中国威胁论’，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相信？就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人主张的‘和’。我要努力跟他们讲。你看我忙得写这个写那个，时间总不够用，这是我忙碌一辈子的事业。”
携手爱侣48年 “爱上了凤，也爱上了龙”
沙博理和凤子的爱情故事，是中国文艺界口口相传的一段佳话。凤子毕业于复旦大学，是中国最早主演《雷雨》、《日出》的演员，在戏剧界享有盛名。初见凤子，沙博理便被她的美丽、活泼与热情打动，随着每日的中英文对话练习和接触，对凤子的工作和生活有了更深入了解之后，他更是为自己遇到了一位如此聪慧、勇敢、有见地的女士而欣慰，凤子也对这位英俊潇洒、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对中国充满兴趣的美国小伙子很有好感。他们一起去剧院、茶室、豫园，谈论古今中外的文学和戏剧……1948年5月，两个相爱的年轻人顺理成章喜结连理。
在风云变幻的时代，沙博理和凤子的结合注定要经受严酷的考验。朝鲜战争爆发后，凤子跟随慰问团来到抗美援朝的前线。同行的演员在美国飞机的轰炸下牺牲了，凤子也差点命丧他乡。她回京后，心里很矛盾，她对美帝的仇恨很深，偏偏丈夫又是个美国人，所以有一段时间，她对沙博理不理不睬。苦恼的沙博理找到她的组织，组织上出面批评、劝说凤子，说你要反的是美帝，不是美国人民。她才渐渐明白过来，夫妻关系得以缓和。
“文革”期间，凤子被指控参加了30年代的“文艺黑线”活动，1969年起被关禁闭，后来又进了“五七干校”，直到1975年1月才重获自由。期间，夫妻俩很少见面，沙博理很想去干校探望，又怕自己的洋面孔和祖籍成为妻子里通外国的“证据”，只好让女儿去探望了一两次。凤子回京后，因之前受到的打击，有很长一段时间神情漠然，和丈夫、女儿相对无言。沙博理用爱为妻子慢慢疗伤。
1993年10月，凤子在她的《迎接金婚——八十自述》里讲述了与沙博理半个世纪的相知相恋：“我们爱过、怨过，只有今天似乎才有所相知。漫长的岁月，战争、运动……一次又一次的磨难，人的性情有时几乎被扭曲了。直到今天，我们似乎才发现彼此的长处和弱点。……每年仲春时节，第一茬月季出了芽，绽开了花，我们轮番到院子里花丛中观赏。……早晚可以沿着海子(什刹海)散步，观赏海子边四季和早晚的影色……回忆相伴几十年，风风雨雨过来了，互望两鬓白发，喜悦的笑容爬上了满脸的皱纹。”
这是凤子第一次在文章中提到丈夫。沙博理说：“在我们婚后所有这些年的生活中，在她这部回忆录之前的任何文章中，她从来没有提到过我。当她写到我们一起做过的许多事情当中的某件事情时，我简直就不存在。”
当不同裔籍之间的爱情和时代的动荡不安交织在一起时，敏感的凤子不敢公开谈及，只有等到心灵的波涛完全平息之后，她才能淡泊回首。《迎接金婚——八十自述》就是对他们自己的温暖总结。
沙博理和凤子携手走过了48个春秋。他们之间相互扶持、相敬如宾、相濡以沫的感情一直延续着，哪怕是在凤子1996年离开人世之后也没有改变。如今，凤子微笑的照片就挂在书桌对面的墙上，与沙老日日相伴。沙博理说：“住在和凤子一起待过几十年的小屋里，看着她的照片，想着我们以前的生活，她好像没有离开。和凤子相对、相守，对我来说是一种满足。”
“因为凤子，我才能适应并且心满意足地生活在中国。她已成为我的中国。凤子，Phoenix，我的中国的凤凰。我爱上了凤，也爱上了龙。了解和热爱‘中国龙’，使我更加热爱和珍视我的中国的凤。”(记者 江胜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