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录
讲述人：陈昌女儿陈文新
我父亲1911年考入湖南一师，而毛主席是1914年入校的。他们同学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两人关系很好，朝夕相处，分别后常有书信往来，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1917年暑假时，毛主席曾经在我们家住了好一段时间，当时父亲日日陪他深入农村，考察农民运动。
毛主席一师毕业后在一师附小当主事，父亲便回到一师附小教书。当时4位教师同住在长沙天鹅塘青山祠，毛主席提议大家可以一起组建一个“大家庭”，在一起吃饭，并委托我母亲管理四家的饮食。当时四家相处得非常好，我母亲也姓毛，比主席大半岁，毛主席便认了我母亲做姐姐。当时我的大姐已经四岁，她称主席为“舅舅”。
毛主席与杨开慧结婚时，我父母帮着张罗，尤其是我母亲，她把自己结婚时的纪念品用来帮主席布置新房。在青山祠请了两桌客人，主席的婚姻大事就定了。
我第一次见毛主席是在武汉大学读书时，1951年我毕业前夕在北京农科院实习，母亲委托我代她看望主席。我给主席写了信，主席派秘书接我到中南海。主席提到我父亲牺牲时说，“你父亲是个好同志。”
那次会面，我和主席共处了好几个钟头，主席还为我题了“努力学习”几个字。
第二次见到主席是1953年大学毕业后，我考取了留苏预备班，写信告诉主席。主席派他的私人医生邀请我去家中做客。当时主席指着我笑着告诉其他孩子，她是武汉大学学农的，你们长大了也要学农。
这句话成了我一直以来努力奋斗的动力。
陈昌：“雄辩部长”专铲不平
【人物志】陈昌
湖南浏阳人，生于1894年，卒于1930年，是毛泽东的挚友和早期革命活动的助手，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擅雄辩，曾面对湘江大声练习演讲；
他，舌战军阀说客，说服贺龙率兵北伐，奔赴刑场也不忘演讲革命道理；
他，是毛泽东的挚友和早期革命活动的助手，被评价为“是个好同志”；
他，是陈昌。
1918年，新民学社的进步青年陈昌想到日本留学。他的校友、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李维汉、张昆弟已决定赴法国勤工俭学。
陈昌找毛泽东商量，毛泽东表示，国内的工作需要陈昌，希望他留下，以学校为阵地，为革命培养人才。
为了说服陈昌，毛泽东还致信蔡和森，让他出面帮忙。
最终，陈昌放弃了出国的念头，留在湖南教书育人，并成为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的有力助手。
陈昌，又名章甫，原籍湖南浏阳，生于广西梧州。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雄辩和演讲是陈昌的特长。他深入浅出，在学生中传递爱国思想和马列主义；他舌战军阀说客，说服贺龙率兵北伐；奔赴刑场时，他也不忘演讲革命道理，振臂高呼革命口号。
解放后，毛泽东两次接见了陈昌女儿陈文新，评价陈昌“是个好同志”。
从“独善”到“有责”
1911年夏，17岁的陈昌考入湖南中路师范学堂(后更名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因家境拮据，陈昌奋发读书，自朝至昃，未尝释卷。他勉励自己：人不能天生聪明也，发愤就是聪明。人一知之，吾十可知也，人十知之，吾百可知也。
陈昌比毛泽东早三年入学，两人一经相识，相交甚好。教历史的黎锦熙先生曾评价陈昌与毛泽东“笃行两人略同，皆可大造。”
在校期间，陈昌与毛泽东、张昆弟组织了一个哲学小组，专门研究《新青年》上提出的新思想。
1915年，陈昌毕业后到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任教。
这年，毛泽东有了组织团体、联合更多进步青年的想法，陈昌是他的支持者。
对外发出的《征友启事》上，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希望与有爱国热情和献身精神的志士文人交朋友，留下的通信地址是“由第一师范附属小学陈章甫转交。”
一位女校校长收到启事后，以为是到女校找女生谈恋爱，便找到陈昌。陈昌再三解释，“二十八画生”是一位品学兼优，志向远大的青年，那位校长才放心而去。
但这种交友方式并不理想。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应征者只有三个半人，寻求志同道合者的计划被迫搁浅。
此时的陈昌因袁世凯篡夺帝位，进一步陷入苦闷。他在日记中，悲观地将1915年的农历除夕之日称为“民国四年之末日，或谓共和之末日。”
次日，正月初一，陈昌写下誓言“处乱世，贵独善其身”。
闻讯后，毛泽东写了数封信勉励他，还寄送了数本《中华杂志》、《时事痛言》。陈昌读罢甚感，“少去其萎靡之气，故人贵有师友也。”
三个月后的5月1日，22岁的陈昌便在《追述感时》诗中高唱“兴邦洒耻属吾曹、爱国头颅等弁毛”。
陈昌还决定，在教学之余，立志习武。他写信告诉毛泽东：“弟日夜奋张空拳，摩挲武器，良以百重有待武功之驱逐也。虽属九牛一毛，敢荒匹夫之责？”
放弃留洋帮助挚友
1918年4月，酝酿多时的新民学会正式成立，陈昌是“干事”之一。学会成立当天，罗章龙赋诗：“济济新民会，风云一代英。”
学会成立伊始，北京教育界人士就发起了勤工俭学运动。新民学会中的蔡和森、李维汉、张昆弟等人相继去了法国，还有些成员去了日本。
陈昌也想去日本留学，他将自己的意愿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认为，学会的巩固与发展需要陈昌，希望他留在长沙。毛泽东还写信给赴法留学的蔡和森，与之商议。
蔡和森赞同毛泽东的想法。他在给毛泽东的回信中表示，培养和造就人才是学会的长久之计，他建议陈昌应当毅然决然，留下教书，“可帮办会务，为学会立其基础。”
陈昌听从了他们的意见，放弃了留洋的念头，继续做地理老师，并把爱国主义思想融入到教学中。
授课时，陈昌把地理知识与当下时局结合起来，给学生讲解中国是如何被帝国主义列强步步瓜分的。在自编的教材中，他呼吁学生：尚志沙场，誓图恢复，山河依旧，不难一一收回，庶可以绍祖先之丕烈，洗百年之奇耻也。
1920年，陈昌加入长沙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阅读了大量介绍十月革命的书籍。
这些思想也被他带到了课堂上。一次在课上讲到上海时，陈昌说：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也是劳动人民的地狱。接着，他把地球仪转到莫斯科方向，说现在世界上最光明的地方就是莫斯科，然后便给学生讲述十月革命的情况。
这年秋天，受毛泽东委派，陈昌回到浏阳，开办浏西文化书社。除了推销各种进步书刊，陈昌还自己刻印进步书刊上的好文章，免费送给贫苦知识分子阅读。毛泽东知道后，肯定了书社的成绩，特地送给书社一副梨木刻字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