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特区报：一张刺眼的“退休官独”表

　　《人民网》昨日披露了一张退休高官出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表格。该表格清楚记录由国内市值排前50位的上市公司中，有34位退休高官担任独董。

　　独董制度与上市公司一样，都是西方市场经济舶来品。1990年国内恢复股市，2001年独董制度登陆中国大陆。迄今，国内对其并无法律加以规范和约束，惟一成文的典章仍是11年前证监会临时颁行的《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该典章的性质类似于部委的“红头文件”。约束力可想而知。

　　据未经笔者核实的网络信源，在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中，眼下出任独董的各级退休官员不下千余人。这说明，退休官员选择上司公司“发挥余热”，在眼下不仅是一道直接反映官商暖昧关系的“亚腐败景观”，更系体现某些退休高官“能耐”的直接印证。

　　独董之种种“烂事”早先并不为舆论所追逐。因造假上市继而出事的“郑州籍”上市公司“郑百文”事件爆发，使担任该公司独董的郑州大学副教授陆家豪“一夜成名”——至此后，国内独董制度每隔一阵子总会被舆论痛斥一番。

　　上交所和深交所从2004年起对上市公司独董任职实施备案制，2008年又对备案制作过修正。但无论是前文提及的证监会“指导意见”还是完善后的“备案制”，均未对退休官员可否出任上市公司独董作出明示。1993年颁行、2010年再行“大修”后的《公司法》也没明示。该法第五十八条只说“国家公务员不得兼任公司董事、监事、经理”，对退休官员可否出任上市公司独董只字未提。

　　《公务员法》倒有“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的规定。只是这个表述含糊的规定近乎于“没有规定”。

　　问题就在这里----才有那么些官员通过担任独董，心安理得、毫无违法犯罪风险地“回收”当年在位时替相关企业“做好事”而未曾兑现完毕的“回报”。

　　铲除这类“亚腐败”，眼下并无实质性大障碍，无须单独制定法律，仅须在《公司法》中增加一条限制即可。国内迄今遵循部门立法，为什么证监会不提出“修法动议”堵死这一大漏洞？要回答这一疑问挺费笔墨，但百姓心里却也有“合理想象”可循。 (鲁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