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就美国总统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事发表谈话，中国外交部和驻美使馆已在北京和华盛顿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前昨两日，新华社连续播发长篇报道《深切的关怀 伟大的跨越——党中央关心西藏发展纪实》、《世界屋脊上的人间奇迹——西藏60年发展进步纪实》，指出：“新旧西藏两重天。60年来，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在党中央关心下，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奋发努力，一个团结、民主、富裕、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西藏，正在雪域高原上呈现出光明的发展前景。”在建党90周年、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之际，本报记者日前随上海援藏干部，在当地采访了一周……
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之际，西藏第二大城市日喀则市中心，一条名叫“上海路”的马路，进行了新一轮改造。
此次改造，属上海第6批援藏项目之一。而上海路最初，便由上海援建，那是在1999年，上海第2批援藏干部任上。
1995年5月，上海第一批49名干部赴藏，3年一任，至今上海先后派出6批共300多位援藏干部，对口支援西藏日喀则地区有关部门和江孜、亚东、拉孜、定日、萨迦5县。
从1995年到2010年，上海累计筹措的援藏资金总额为12.9亿元。2010年召开的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不仅将对口支援西藏政策延长到2020年，而且建立了援藏资金稳定增长机制，即对口支援省市的年度援藏投资实物工作量，按本省市上年度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1‰安排。按此，2010年开始的上海第6批援藏资金，3年总计将达约8.3亿元。
援藏，是为了祖国，是为了人民。如何用好这笔援藏资金，让更多人更长久受益，一直是第6批援藏干部2010年6月18日抵达西藏以来，心中最深的思考，心头最大的愿望。
“工程质量要对历史负责”
烈日炎炎的下午，记者随上海市第6批援藏干部领队、日喀则地委副书记、行署常务副专员闵卫星一行，马不停蹄看完日喀则市区内上海援建项目已经开工的7个工地，最大的感觉是：真累。
日喀则市海拔3850米，有“中国最高城市”之称，含氧量不到平原的70%。对惯于在上海生活的人来说，走路说话快一点，都得喘。但援藏干部们对工地上的一个个细节，都看得仔细。在正改建的日喀则体育广场，闵卫星带着干部们绕着广场走了一大圈，发现看台边有几处砖地铺得不平，他皱着眉叫来工程负责人，要求一一返工。
“上海人对工程质量看得不是一般的紧。”上海路的施工方、亚辉建筑安装公司负责人张宇说，负责项目的几位援藏干部一天要跑好几趟工地，从水泥是什么牌子到钢筋直径多少毫米，都一一过问。
晚上9点半，日喀则天黑了，记者终于有机会“逮”到闵卫星进行采访。这才知道，他到西藏后，高原反应加上工作强度太大，每晚得吃2片安定才能入睡。“我们这一批援藏资金量最大、项目最多。高原施工周期短，工程要赶时间，质量上更不能马虎一丝一毫，要对日喀则负责，对历史负责。”闵卫星说，“同时，援藏资金离不开每一位上海普通市民的贡献，我们投入的每一分钱都要对得起人民。”
资金量大，诱惑也难免找上门来。在日喀则地区建设局任副局长的上海援藏干部赵伟告诉记者，一次，下属一家建设单位的负责人拿了一大袋冬虫夏草找上门来，“我马上打电话让日喀则检察院的副检察长到我住所，当着他的面，退还了虫草。”赵伟说，“廉政，是援藏干部心里的‘高压线’。”
除了自我约束，坚持立足当地、尊重当地和项目建设规范化、制度化，是上海援藏工作的重要经验。记者在藏期间，遇上亚东县两个项目公开招标，招标会在日喀则市区举行，共有近10家建设单位参加，“谁中标，各部门一起打分，很多双眼睛盯着呢。”援藏干部、亚东副县长吕晓钧和副书记戴建强告诉记者。所有援藏项目建设都协同了日喀则地区的发展改革、财政、国土、建设、环保、审计等各个部门，重大决策互相沟通、重大项目共同推进、重大问题一起协调。
“广场大楼修完了，修什么？”
珠峰脚下的定日县，是上海援藏海拔最高的县。在这里的定日县中学一校区，记者深刻感受到什么叫“水贵如油”。
学校海拔4300多米，1000多名师生的生活用水，原来都靠10里外的一条小河。学校雇一辆卡车每天拉水4趟，每趟光油费就得50元，一个月就是6000多元，拉来的水仅够食堂做饭和洗刷。15岁的学生次仁南卓说，洗碗要排队20来分钟，只能用“一点点”，洗衣服得走上一个多小时，到小河边去洗。
为这1000多名师生解决水源，是上海第6批援藏干部到定日后的首个工程。工程始于去年10月，今年5月，一口100米深的井钻探成功，可连续8小时供水。井上，又造了两个容量各5吨的储水罐。这样，即使停电不能抽水，也可保证师生基本用水。
“我们长久以来最头疼的问题解决了。”定日县中学一校区的次平校长说，西藏已经基本实行9年义务制教育，农牧民孩子上学还能“三包”(包吃包住包学费)，在政府高度重视下，定日县中学这样偏远的学校也造起了教学楼、多媒体教室、阶梯教室，基础硬件设施基本到位，但像“饮水”这种在平原上意想不到的难处，不是亲身体会，无法了解。
“修一条路、盖一座楼、建一个广场这类工程，省事，好看，但修完了修什么？”上海援藏干部、现任日喀则地区发改委副主任的陈博说，援藏资金一年比一年多，项目选择的标准也在变化。闵卫星说：“我们把老百姓的急难愁放在第一位”、“秉承‘向基层倾斜，向农牧民倾斜’的原则”。为此，上海援藏资金的70%以上将用于对口支援的5个县，重点投入教育、医疗、人才培训、农牧民生产生活改善方面，“每批干部在西藏待3年，但希望我们留下的东西能一直用下去，惠及更多人。”
第6批援藏干部成立了9个调研小组下基层，制定了援藏5年规划和3年行动计划。上海援藏干部、定日县委书记蒋仁辉，为了到喜马拉雅山深处的绒辖乡左不德村了解情况，骑马加步行，共20公里，来回12个小时。“回家一看，一脚水泡。但如果不去，你永远不知道他们到底需要什么。”蒋仁辉说。
“坚持输血，更要能造血”
在拉孜县锡钦乡锡钦村，记者遇到了两位藏族大学生村官德吉曲珍和尼玛仓决。记者问，当地老百姓最需要什么样的援助？回答脱口而出：“蔬菜大棚设施与技术。”锡钦乡的乡长次旺说，种青稞一亩地一年收入不足1000元，种大棚蔬菜，一亩地年收入可达1万元。现在锡钦村有30个蔬菜大棚，是上海援建的，抽签分给了村里的29户人家，“大家争着要。”
“这里的农业生产相比发达地区，还处于比较原始的状态，有相当的发展空间，所以我们的思路是一产要调结构，预计拿出1000万元用于蔬果温室大棚基地建设，建设农业科技示范园，组建蔬菜销售公司等。”援藏干部、拉孜县委书记顾耀明说，自己有两个“不做”，“不做形象工程，不做项目书记”。援藏项目在坚持“输血”的同时，更要能增强当地自身的“造血”功能。
在拉孜，记者还采访了拉孜村的谢玛氆氇合作社和曲玛乡的藏靴合作社。正在谢玛合作社织氆氇(一种毛织品，可以做衣服、床毯等)的次卓拉大妈告诉记者，她不用发愁销路，有合作社负责统一销售，“凭技术，我的年收入有7000多元。”拉孜村党支部书记米玛说，第6批援藏干部来了后，为合作社注入了产业扶植资金，下一步，他们想购买染色机与烘干机，开发旅游特色产品，把生意做到西藏以外去。
“西藏当地有很多手工业，如果结合旅游业，发展前途很大，但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抓特色，形成品牌化、规模化和产业化，促成手工作坊向现代企业转变。”顾耀明说。
亚东的县委书记纪晓鹏，思考的也是同一个问题，那便是如何找到“县域经济的支柱”。纪晓鹏是上海第5批援藏干部，原在萨迦任县委书记，任期结束后主动要求再干3年。他告诉记者，他与第6批援藏干部经过调研，发现亚东有6大特色产业：水产养殖、菌类种植、经济林、畜牧业、蔬果种植、边境贸易……“我们有信心为亚东找到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文化援藏，任重道远”
能否利用西藏独有的文化资源，带动产业与经济发展，富民强区实现现代化？这是值得思考与探索的问题。
顾耀明有个想法是“以文促商”。去年，拉孜举行了堆谐(当地一种歌舞)文化节，3天会期，吸引中外游客5.2万人，商品交易额达600余万元。今年拉孜喊响“堆谐文化之乡”，整合包装拉孜人文与自然景观，建立旅游服务体系。而萨迦县的旅游开发公司，协同上海美术厂成立了“萨迦手工唐卡发展基金”，组织唐卡大师参加“珠峰文化旅游节”、“中尼经贸洽谈会”等活动，把唐卡打造成城市旅游的文化品牌之一。
上海市第6批援藏干部高度重视“文化援藏”与“智力援藏”工作。日喀则日光山上，始建于600多年前的桑珠孜宗堡(西藏官式建筑，一般为县一级政府机关所在地)曾以“小布达拉宫”而闻名，岁月侵蚀只剩城台的一些断壁残垣。2004年，上海第4批援藏干部将此立为重点项目，请同济大学教授设计，“修旧如旧”，于2007年5月完成古堡一期工程。第5批援藏追加投资，完成了内部装修和完善。第6批援藏，特别指派了博物馆布展专家、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李仲谋，任日喀则地区文化局副局长。李仲谋说，他的任务之一就是征集藏品，完成陈列，把1.2万多平方米的新宗堡建成现代博物馆，让这里成为原生态藏族文化的展示中心，提升对游客与投资者的吸引力。
在这座过去的宗堡、未来的博物馆里，记者见到了几位年轻的藏族工作人员，萨木珍、丹增、巴金，都是在内地上的大学，但都选择了回到故乡。他们跟记者解释藏族传统文化中的“八吉祥、六长寿”，介绍西藏的特产氆氇、卡垫、藏戏等，处处都透着对藏族文化的喜爱，以及发展故乡经济与文化的热切愿望……
西藏的明天，一定会更好。(记者 尤莼洁 王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