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子晚报：被标签化的胡丽天替听证制度受过

　　最微妙的一个细节，来自三次采访报道对胡丽天称呼的差异。胡丽天72岁，目前退休在家，曾当过多年教师。首发新闻的《羊城晚报》称呼胡丽天为“老妇”，《新京报》昨日澄清报道称呼为“老太”，同一天的《南方都市报》则是采用了“退休市民”的说法。从“老妇”到“老太”和“退休市民”，虽谈不上暗含了媒介审判的意图，但称谓隐藏的爱憎无疑还是昭然若揭。

　　胡丽天是否属于“托儿”，不会随着更多事实的获悉，而使得多数人得出一个趋同的判断，它更可能会让评价陷入“罗生门”，之前作出是“托儿”评价的人，可能会改变观点，但这并非意味着所有疑惑全部消失，更多的人可能掉入庞杂的事实细节，不知选择信任何方。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胡丽天与记者的访谈，就可以发现任何简单标签化一个人的做法，明显都是属于不明智的做法。就是在胡丽天同一个人身上，我们也看到了许多矛盾的观念集合。

　　如何看待胡丽天复杂而矛盾的观念，这并非易事。新闻所试图抵达的深度，也正是为着这个问题。但脱离具体事实案例的他人，并不会一一深入去了解调查事实背后的真相，而只会依据表象的事实迅速做出判断。在关于“听证专业户”胡丽天一事中，惹怒舆论的就是“7年参加19次听证会并多次支持涨价”这一最简单的事实，从而顽固认定能够多次参与听证，必然是和听证主办方串谋合伙沆瀣一气。

　　其实，胡丽天所参加的确切听证次数应为23次，但在了解多次听证会是因为报名人数少，而胡丽天又热衷报名才被选中的原因之后，便有舆论倒戈过来质疑：谁叫你们自己不参加？现在人家参加了，你不是怀疑就是谩骂。问题恐怕远非参加与否这么简单，如果我们不是过于健忘，应该还会记起不久前，东莞市物价局听证会无人参加的尴尬局面。同样也是不参加，却几乎赢得了舆论的一致喝彩，问题还是要回归到听证制度本身上。

　　我们常谈及听证制度对普通民众的好处，因为其是制衡大型垄断集团的工具，但其实对政府部门而言，听证制度也是优化行政成本的明智之举，听证为公共决策提供更充分的信息，如果合理采纳，可以让决策能够更好地体现民意。可是，目前的听证却已日渐异化，偏离了制度设计的初衷，多数沦为了涨价合理化的工具。

　　正是建立在听证制度异化的背景之下，源自民众长久累积的不信任，对听证者的意见极易表现为极端的认识形式。当个人意见与涨价意图吻合之际，就很可能被认定为早已安排好的“托儿”。这样的判断有其整体的合理性，但也可能冤枉了具体的个人。

　　如果不首先矫正听证制度本身，那么因为听证而陷入是非争议的个体，必然还将出现，并且难以得到舆论的救赎。(湖北 詹万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