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治堵应逐步淡化行政强制手段,过渡到用市场化手段和吸引市民主动参与以实现出行习惯的调节
中国各大城市饱受堵车困扰,而堵车严重的大城市中,深圳、北京、上海、贵阳等四座城市的治堵之计各有特色,近期又都因为热点新闻不断而备受关注。
在以摇号限购为重要治堵手段的北京,第七期购车摇号的中签比例达到1比34.9,再创新低；在以车牌拍卖为重要治堵手段的上海,一块“沪”字头“小铁皮”的中标最低价和均价居然双双突破5万元大关,创出自2008年以来的新高；而贵阳市近日宣布,将采用限制拥有和限制使用结合的办法出拳治堵。
考量北京、上海和贵阳针对购车的管理手段,背后各自的指导思想有很大差异:上海的车牌拍卖倾向于利用经济杠杆调节抑制,经济实力的高低决定市民离汽车梦有多远；北京的摇号试图建立一种基于运气的公平,却难以抵挡运气本身不公平而带来的无望；而贵阳则将核心区限行与车牌管理挂钩,同时借鉴了北京的一些思路。
笔者认为,以上三种方案都有很大的改进余地。值得关注的是,近期媒体报道称,深圳大运会期间,将不强制对私车限行,但会大比例停驶公车,同时,已有大量社会组织申报在大运会期间自动停驶车辆。
深圳市委书记王荣说,如果在交通出行上,深圳能够建立一种自我的或者自动的调节机制,可以协调正常时期和非常时期的机动车出行数量,城市管理就会变得相当有效率,远比政府通过不断发布通告的管理方式更为理性、更为有效、更为民主。
与对私车财产使用权的尊重和慎重对比,深圳对公车的约束却相当严格:8月4日至24日,深圳市政府机关及国有企事业单位车辆在大运会开闭幕式当天停驶80%,赛事期间则停驶50%,力度不亚于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记者认为,深圳对待私车和公车管理“一松一紧”“一软一硬”的创新做法,不仅对全国其他举办运动会等大型国际活动的城市有示范作用,也预示着未来城市管理者在“治堵抉择”中对待公车和私车不同的政策方向和民心所向。
此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发起的交通缓堵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关于“各类交通措施中,哪些方面对缓解市区交通拥堵最有效”的调查中,“通过小客车指标调控并采用摇号方式实施机动车总量控制”这一措施获得的支持率在全部六个选项中垫底。这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利用行政强制手段治堵虽然能解燃眉之急,见效快,却难以获得民心支持。
记者认为,从民意的角度考量,通过限行、限牌等行政强制手段治堵之前,公车一定要先受到足够的监督和约束。公车数量不增长只是低层次的目标,与民意对公车改革的期待相去甚远。
北京摇号限行、上海车牌拍卖、贵阳中心区限行、深圳自愿停驶。接下来,其他饱受堵车困扰的大城市又会推出哪些“治堵妙计”?在记者看来,这是一道急需着眼于全国视角、法治视角和民心所向进行回应的考题,需要科学的“顶层设计”,摸索出一套科学、民主的决策流程。从长远看,中国的大城市治堵应逐步淡化行政强制手段,过渡到用市场化手段和吸引市民主动参与以实现出行习惯的调节。行政治堵作为救急的过渡性政策不宜长期存在。（南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