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后折射两难维权困境
数据显示，截止到2010年，中国农民工已有2.42亿人，这一庞大群体的生存状态也早已为社会关注。
而在农民工广泛聚集的建筑领域，干完工程难讨薪水似乎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主要还是受限于有限的申诉渠道和高额的申诉成本。”河南省栋梁律师事务所的薛少卿律师说，由于工程开发商与建筑商对工程的层层转包，造成许多诉讼的主体，而这些承包商往往开始“踢皮球”，造成长时间的拖延，农民工的维权成本持续升高。此外，由于农民工的流动性强和层层转包等原因，使得真正签订有效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少之又少。
“即便是打官司，前期取证调查需要长时间的充分准备，等到用工方的官司了结，维权事件启动后也还得要走完包括强制执行的14个程序。”薛少卿介绍说，当务之急是对农民工权益诉讼审理程序进行“化简为易”的司法改革，否则，农民工维权难还将长期持续下去。
这种说法得到了河南省法律援助中心一些律师们的认同。
“如果农民工遇到欠薪等维权事件，证明与用人单位的关系成了最大障碍。”该中心的黄律师介绍说，许多缺乏自我保护意识的农民工最初忽略了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使得解决劳动纠纷的取证十分艰难，甚至农民工的工资表、考勤记录等最后成了间接证据，繁杂的程序也容易使农民工失去耐心。
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通过静坐、绝食、跳楼等讨薪方式来争取权益。一些农民工甚至认为，只有把“事情闹大”，才能解决问题。
然而，这些伤害自己和扰乱社会秩序的讨薪方式并不是每次都能取得好的结果，有时反而很容易使自己由受害者变成违法者。法律专家因此提醒农民工，讨薪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媒体报道是推波助澜 ？
8月9日，一位参加“活埋”表演的农民工在和赶往现场的记者交流时也直言不讳：想过爬塔吊，可是担心那样会被拘留。“而这样做，就是为了吸引你们注意。”
有迹象表明，一旦媒体报道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往往政府相关部门会很快介入，涉及的相关企业和个人也会及时配合处理，讨薪成功的可能性很高。
于是，带有“行为艺术”色彩的讨薪方式在一些农民工眼中成了“经济实惠”的现实方式。
事实上，随着农民工维权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极力吸引媒体的注意进而引发社会关注，成为很多农民工在遭遇欠薪后首先想到的问题。
从2009年至今，四川、辽宁、河南等地种种讨要工资的方式，其花样之多足以让人眼花缭乱：有制作“讨薪挂历”的，有送“不作为锦旗”的，有甘当“裸模”讨薪的，有假扮财神爷讨薪的，有祭拜河神讨薪的……花样不断翻新，目的无非只有一个，就是“还我血汗钱”。
“面对讨薪报道，媒体现在也很尴尬。”河南当地一些都市报记者介绍说，由于现在媒体竞争激烈，很多讨薪的农民工事先都会同时给几家媒体打热线电话，不去的话就漏掉了一个新闻，“甚至明知道他们在"作秀"，也不得不给予关注。”
据此，有专家认为，部分媒体追逐吸引眼球的报道和耸人听闻的标题，间接地助长了农民工这种“另类”的讨薪方式，使得一些农民工产生媒体能够解决讨薪问题的想法。
然而，这种说法北京大学法学院的郑磊博士并不认同。郑磊认为，农民工“另类”讨薪是迫不得已，其背后暴露的，实质上是当前农民工的维权困境维权通道太少，且不通畅，效率极低。
“试想，如果有完善的法律保障、通畅的维权渠道，监管部门又能及时介入帮助，作为农民工，不会有兴趣、也没时间和精力去变着花样做这些"行为艺术"式的讨薪。”郑磊说，一方面应完善相应制度，加强对劳动者权利的维护和政府部门的监查力度，落实好相关法律法规；另一方面开辟多元渠道，简化处理涉及农民工的劳动争议程序，开辟更多“农民工维权绿色通道”，及时、高效地提高农民工的维权效率，降低或者免除其维权成本。（记者 余嘉熙 通讯员 王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