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述
“协会忽悠成分太高”
昨日下午，一位王姓房地产商找到本报记者，讲述了自己和朋友们与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之间的“故事”。
2008年左右，我第一次听说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并不认识这个协会的人，但他们的营销人员不断给我打电话推销入会。
去年，我两位曾入会的朋友都退出了。他们告诉我，参加协会举办的活动，只能在下面见到政要，没机会互动，也无法获得招商引资、推荐项目，缴纳这么高的会费太不值了。
我感觉，不少中小企业都入了这个协会，不明真相的以为有什么了不起。听朋友说，河南一个开牙医门诊的私营业主来京参加协会活动，以为交了这么高的参会费，肯定包食宿，没想到竟是吃住自理。那个老板交了食宿费后，连回家的钱都没了，最后跑到别的商会求助，才讨得回家路费。
所谓的世界杰出华商协会，通过拉企业家入会获利，而大多数企业家从中得不到什么。忽悠成分太高，我希望更多企业家看到真相，不要入会了。
■ 人物
卢俊卿轨迹：政商人脉待价而沽
2005年，43岁的卢俊卿创办了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任执行主席。
打开该协会网站，首页挂着卢俊卿与各国政要的合影，十分显眼。而“领导顾问”一栏则公布了一百余位知名人士。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孙孚凌、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铁木尔·达瓦买提、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厉以宁，著名金融学家巴曙松等均在其列。
卢俊卿通过什么方式结识了这些政要和名士？
公开简历显示，卢俊卿，四川广元人。1982年至1985年在绵阳师专(现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毕业后在广元旺苍县政府工作，1991年至1994年在中共广元市委办公室工作。其间，入中央党校学习经济管理。
这次学习，是卢俊卿生命中一次重要的转折点。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商界人士告诉记者，卢俊卿在北京学习期间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自此逐渐结交一些政要，其善于运作政商关系的天赋逐渐显现。
1995年，卢俊卿辞去公职，在成都创业经商。1997年又来京，创办天九伟业国际集团。
而创办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后，政商人脉成为卢公开宣传的卖点。该协会官网“友好往来”一栏里张贴了82张卢俊卿与各级政要的合影。包括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印尼前总统苏西洛、泰国前总理阿披实等。
绵阳师范学院的网站还介绍说，卢俊卿目前担任中国协会大王、中华杰出女性协会主席、中国美女经济理论奠基人、世界杰出华商协会执行主席、天九伟业国际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获得美国普莱斯顿大学工商管理博士。
卢俊卿本人所获得的普莱斯顿大学博士学位也受到质疑，公开信息显示，普莱斯顿大学在美国怀俄明州注册，为一所营利性私立大学，在中国开办多个远程教育培训班，课程除管理学等外，还包括周易、国学、佛学、养生等中国传统文化。该大学进入中国已11年，颁发博士、硕士学位逾千个。(本报记者 刘泽宁 周亦楣 王卡拉)
新京报社论：警惕“慈善”成为牟利的工具
“中非希望工程”项目的利益谱系几乎一片朦胧，希望相关各方继续向公众说明情况。只有用最苛刻的标准公开，才能澄清事实，挽救公信。
“中非希望工程”事件继续发酵。公众的好奇心继续被“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和“全球华商未来领袖俱乐部”牵着走。公众质疑的正是，慈善平台和这些商业平台之间究竟有何关系，是否存在利益勾连。
近年来，国内慈善事业的发展虽是高歌猛进，却也在很多时候泥沙俱下。现在，尤其警惕的是把慈善当做牟利的工具。
“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官方网站上的组织结构图显示，“中非希望工程”和全球华商未来领袖俱乐部、儒商夫人俱乐部、天九儒商投资集团等都是“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平级的下属机构。这种盈利机构与非盈利机构混杂的组织结构，非常令人困惑。
很多企业家和知名企业也搞慈善活动，他们要么以项目制、要么以独立基金会的方式运作，但不论是采取哪种方式，这些慈善项目皆能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与企业的经营业务无关，更是独立于企业的组织架构之外。机构不独立，慈善怎么能纯粹呢？“中非希望工程”能否保持充分的独立性和公益性，就是令人担忧的事情。
这种担心并非空穴来风。记者获得的一份“全球华商未来领袖俱乐部”宣传资料显示，在俱乐部服务内容中，会员将有机会与全球政要互动交流，还将在慈善公益活动中“实施协会发起的希望非洲工程”。如果“希望非洲工程”成为交钱才能入会的“未来领袖俱乐部”的服务内容之一，那“中非希望工程”能否彻底摆脱“投资回报”的嫌疑呢？
再比如，一位曾经参会嘉宾向本报记者爆料，就在昨天卢俊卿还现场劝募嘉宾支持“中非希望工程”，他称，这会让华商很有面子，“给非洲捐过钱，挂个友好大使的头衔，别人会觉得这个企业家坏不到哪儿去。”
对于这些质疑，卢氏父女或许都应予以回应。
现在，很多企业家搞慈善，也有一些“私心”。他们或者把慈善当做谋求商业利益的“敲门砖”，或者，想在从事慈善的同时也能赚到钱，如郭美美事件中曝光的中红博爱，就是如此。总之，很多人试图通过一些所谓的“模式创新”将公益和私利兼顾，让慈善和企业家实现共赢。这么做不可避免落入慈善伦理的悖论之中。
一个最基本的常识是，即便从事最纯粹的慈善事业，都要承受强大的道德压力和社会监督压力，容不得有半点瑕疵；那些想通过慈善公私兼顾的，无疑将承受更加苛刻的监督。或许，要赢得公众的信任，不但其慈善项目账目要一笔笔公开，甚至私人企业的账目也要一笔笔公开。
这种模式下，企业家支付的成本相当高昂，而且道德风险极高。事实上，现实中很难做到。很多人不但难以达到其所宣传的良好目的，反倒是利用慈善牟利，玷污了慈善，严重损毁了慈善事业的公信。慈善界也应该认识到，这也不过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发展方式。
现在，“中非希望工程”项目的利益谱系一片朦胧，希望相关各方继续向公众说明情况。只有用最苛刻的标准公开，才能澄清事实，挽救公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