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步，要从三方面加以完善：(1)严格实行土交所统一交易制度，严禁区县自行搞内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确保每年交易地票7万亩，使150多亿元收益反哺到远郊区县去。为鼓励地票生成，市里对提供地票较多的远郊区县，将从国家土地指标中给予一定的倾斜，这既算奖励，也是一种用地指标的统筹平衡。(2)完善地票收益分配办法。扣除垦复、管理等费用后的地票净收益，按85：15的比例，直接拨付给农户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3)形成全市统一的地票交易运转体系。市里准备了50亿元周转资金，按区县复垦计划提前预支，整治形成地票后再扣还。
二是建成2500个农民新村。目前，全市有农村户籍人口2200万、村落约1万个、居民约600万户。今后10年，农民转户进城将近1000万人，村落数量也将减少50%左右。同时，现有村落中，50%—60%的农房是30多年前建成的，质量较差，有很多房屋已经成了危旧房，需要改造或重建。《决定》提出，建设2500个农民新村，是符合实际的。
建设农民新村，核心动力在于搞好地票交易。按每个村落平均600户测算，零散的宅基地面积可能有600多亩，而集中建房只需要200多亩，腾出来的300多亩可以复垦出地票，按每亩20多万元计算，就有8000万元反哺注入村落改造，每户农户可得到10多万元，加上支农资金、危旧房改造资金、新农村建设资金等补助，总额可能超过15万元。这些钱不仅可解决新村建设资金问题，还可使农民更有实力打造新村风貌，提升农房品质。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充分利用地票交易反哺机制，调动农民积极性，共同建设好2500个农民新村。
三是积极推进“三权”抵押融资。目前，重庆1.2万亿元贷款余额中，农村“三权”抵押贷款仅100亿元，占比与全国一样，不到1%。全市农民占了总人口的半数以上，这一占比真是委屈了他们。我市现有3000多万亩耕地、6000多万亩林地和300多万亩宅基地，通过土交所这一平台，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和复垦出来的宅基地至少价值1万亿元，即便抵押10%，农村也可新增1000亿元的现金流。《决定》提出，5年后“三权”抵押融资1000亿元以上，占届时全市贷款总额的3%左右。实现这一目标，是完全有把握的。
现阶段，如不解决“三权”抵押贷款风险防范问题，就只能是理论上说说而已。具体的措施有：一是对可能产生的“三权”抵押贷款坏帐，由银行、政府、农民各承担1/3。去年，农民贷款不良资产率在2%以下，这说明农民是讲诚信的，不应对他们求全责备。二是由市国资委筹集30亿元组建农村“三权”抵押贷款担保公司，同时在30多个区县均成立子公司，形成一个伞形担保体系。若区县按3：1配套，又有10亿元资本金进来，就变成了40亿元，可放大10倍，可担保贷款400亿元。这笔资金一旦落到农民头上，必将彻底激活农村融通，带动农村经济大发展。
四是发展农村新型股份合作社2000个。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又一次重大突破，对于加快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进程，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都有重大意义。全市现有1万个专业合作社，如以现有的专业合作社、村民小组或有条件的村为单位组建农村股份合作社，将虚化的产权量化到户、到人，让农民按股权分享经营收益，这必将激发出农村经济的巨大活力。
五是扶贫脱困。我市已率先实行动态扶贫开发机制，即把年收入只有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30%的农村人口纳入扶贫对象，这有利于大面积减少低收入人口。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扶贫计划，加快整村脱贫与连片开发，推进生态移民、扶贫移民、教育移民、就业移民，明年底前实现2000个贫困村整村脱贫。全市目前有18个贫困区县，从直辖初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还是18个，都没摘帽，是不是我们脱贫无能呢？并不是。过去，这些区县经济落后，一年的区县财政收入才1—2亿元，戴着贫困的帽子一般可以得到几千万元的扶贫资金补助。现在，有的区县财力已增加到几十亿元了，为保留这几千万元的贫困补助，不愿摘帽。实际上，因为是贫困区县，每年招商引资中的信誉损失就可能有几亿元。自己把“脊梁骨”压弯了，得不偿失呀！今后5年，力争50%以上的贫困区县摘帽。初步计划是，明年，潼南和“两翼”4个市级贫困区县率先摘帽，然后逐步扩大到“两翼”部分国家级贫困县。在这方面，市里将通过扶贫补助机制、体制的调整，采取转移支付方式，对摘帽的区县保持既有扶贫资金规模不减，以激励和巩固脱贫成果。
六是实施“两大关爱行动”。这两年，按照薄熙来书记要求，我们对130万农村留守儿童、200万空巢老人给予了特别关爱，让他们享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下一步，除了继续落实好直接关爱措施外，还要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让一部分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随农民工进入城市，彻底解决城乡分离、两地分居状态。
以上六方面措施，都是与农村发展直接相关的“杀手锏”，一旦操作到位，就可引发农村沧海桑田般的变化。与此同时，要把“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都市农业提升工程和渝西现代农业示范工程抓好，大幅提升农业生产效率。这样，重庆解决“三农”问题就大有希望，城乡差距也一定会缩小。
(三)国民收入分配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环节。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这是最需要攻坚突破的核心问题。有专家认为，当前不应把注意力放在调整收入分配关系上，而应放在防治贪污腐败、搞好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方面。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绕开了国民收入分配调节这个基本面的问题。必须统筹协调好政府、企业与居民之间，劳资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调动各方积极性，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从分配角度看，国民收入包括居民收入、政府收入、折旧费和企业利润。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越来越低，已成不争事实。全国已由上世纪80年代的60%下降到目前的40%左右，我市大致为43%。当前，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和土地出让金以年均30%左右的速度递增，远高于GDP增速，若不闻不问，5年后政府收入占比可能提高到40%。尽管财政收入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通过转移支付等途径，毕竟不如一次分配时直接落到百姓头上的效果好。企业利润现在每年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远高于职工工资增速，劳动所得与资本收益的矛盾也已暴露出来。国民收入中，每年还要固定扣除7%—8%的折旧费，分配给老百姓的比例就会进一步降低。所以，如果政府、企业、居民分配格局这个基本面不动，而从其他微观角度煞费苦心地调整，最终也会于事无补、劳而无功。
《决定》明确提出，“将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由目前的43%提高到50%以上”。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其实是我们最难攻坚的大事。按目前发展态势，未来5年经济增速将保持在15%左右，加上每年4%左右的通胀，全市经济总量绝对值可达1.8万亿元，其中50%，即9000亿元要成为居民一次分配收入。按全市去年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人数测算，居民收入总额只有3400亿元，这意味着未来五年要增加5600亿元。粗略匡算，新增的5600亿元，大致分配途径为：留在农村的1000多万农民，如果实现人均增收1万元，将增加1000多亿元；新增330万个就业岗位，连同城镇经济单位现有职工500多万人，总计900万人(加上老人小孩，城市人口约1800万人)，这类群体的工资、奖金和家庭必须的社保收入，按人均增加3万元算，将增加3000亿元左右；剩下的1000多亿元，就是微型企业、个体户发展起来后的“草根”经济收入。由此看，要把这5600亿元分好，并将其绝大多数分配到中低收入者头上，是非常复杂、了不得的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