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若出问题，既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子孙后代
最近发生在故宫的一系列事情，让一些老故宫人，由最初的生气、愤怒，变成了麻木和心痛。
在他们那个年代，也曾有文物损伤，甚至是失窃，但没有一次会像今天这样令故宫陷入如此尴尬的境地。
蔡瑞芬听说，换了院领导后，所有院长办公室都重新装修，换了新家具。她尤其难以接受的是，听说院长们的办公室除了有休息室还有独立的卫生间。
“故宫里有那么多的厕所他们不去上，还一个人弄一个厕所，连厕所都不跟其他同志一起上了，这不是跟群众隔离了吗？”这位老人对眼下的很多事情有些难以理解。
一些沉寂在记忆角落里的往事，也被现实冲击得重新翻腾起来。很多老人记得，吴仲超院长在任时，对故宫的安全极为重视。他不止一次告诉故宫的干部们：“一位中央负责同志说过，在国民党和日伪时期，故宫都没出毛病，如果在我们手里烧了，那既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子孙后代！”
与他同一时期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更是因为保护故宫和文物，留下了不少感人的故事。曾有媒体报道，上世纪50年代末，有人提出将故宫改造成“人民大众的休闲乐园”，后来甚至要建成“故宫人民公社”，要在故宫里修马路、建广场；对此，王冶秋采取了消极对抗的态度。周恩来多次对身边的人说：“冶秋同志把文物当做自己生命一样，谁要想从他那里拿件文物，就像割他的肉一样。”
“文革”末期，又有人提出要把故宫改造成接待外国游客的酒店，当时王冶秋不惜直言犯上，坚决抵制。
据说，李瑞环分管文化工作时曾对国家文物局领导班子说：“过去搞城市建设，对王冶秋这也要保，那也要保；这也不能动，那也不能动的做法感到不理解，很反感。现在看来，多亏有个王冶秋，没有他当时的坚韧的态度，今天北京的文物古迹早就被拆毁得差不多了。”
蔡瑞芬记得真切的是，50年代那会儿，如果损坏文物，不仅当事人要被判刑，院长也得撤职。如今，她遗憾的是，没有院长会像吴老那样懂文物了。
尽管社会上将故宫最近发生的事情总结为“七重门”，甚至是“十重门”，蔡瑞芬最在意的只是3件事情——“盗窃案”、“私人会所事件”和“哥窑瓷器损坏”。“这都说明了同一个问题，他们把文物看得太轻了。”老人叹了叹气说道。
因为故宫修复厂的这位老厂长懂得，“别的还可以修复，瓷器坏了，不可能修复”，那件在实验中损坏的哥窑瓷器，“永远不可能修复了，修了也是假的”。
尽管有惋惜和失望，每隔一个月，蔡瑞芬、刘玉、纪秀文等老人都会在一个大致相同的时间，在楼下传达室里等一本叫《故宫人》的杂志。这本双月刊是故宫博物院办的内部刊物，如今几乎是这些老故宫人了解故宫境况的唯一途径。(记者 王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