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向海洋发展我们干什么”
沿海C县发改局局长徐文龙打开该县的海洋发展规划图，指着四个小岛所涉海域，告诉本刊记者，“这四个岛连在一起，大概是4000亩的围垦面积。东南边可以安排一个5万～10万吨的液化天然气码头，或者两个5万～8万吨的液体化工码头；北边可以摆放4个5万吨的煤码头；西边将修一座联通陆地的跨海大桥。利用四岛开发带动两翼临港产业，陆海联动。”
对于搞大港口的资金问题，徐文龙并不担心，“现在，国内高速公路已经大部分完成了，省级以上的高速公路投资公司正在积极向港口进军。这些公司说了，除了缺项目什么都不缺，十年二十年不赚钱也不要紧。”相邻的B县已经走在了其前面，某内地高速公路开发公司为B县正在围填的港口项目投资100亿元。
4000亩只不过是C县向海发展的一部分。按照该县规划，2020年要完成6万亩围填海任务。现在，徐文龙最头疼的是，海域使用证国家还没有批，“我们发展海洋经济遇到的问题，就是这海域使用认证太麻烦了。”海洋部门管用海，水利部门管筑坝，国土部门管用地，环保部门管环评在其看来，且不说能否通过，就是通过，正常审批至少需要6年时间，“到那时，黄花菜都凉了。”
“申报工业用海，还要事先把所有项目作假编造好，何必呢。所以，只能报用途为种植和养殖的农业用海。”他解释说，如果报产业用海，要交每亩3万~5万元的海域使用金，而报农业用海一分钱也不用交，“受项目环评和海域使用金这两条限制，我只能搞农业用海。”
徐文龙说，其实农业围垦也会遇到问题。围填后，作为农业用地属于国土资源部管。如果要转为建设用地，用地指标每亩至少5万。而用地指标不但需要国家计划，还要根据占补平衡政策，用一亩耕地必须补充一亩耕地。他笑着说，“最近，不是逼得浙江宁波造地都造到丽水的山顶上去了吗？”
“而且，即使这一关也过了，要搞港口发展，还要港航部门的审批。”徐文龙告诉本刊记者，按照规定，“1万吨以上的港口要由国家审批；5000吨的港口要省里审批；3000吨的港口要市里审批。我们县只能审批500吨的港口。”
怎么办？“我们先围了再说。”徐文龙实话实说，“如果不围，以后会越来越难。我们这种县级地方政府的项目，大部分相关手续都不全。否则，什么都别干了。”今年以来，C县所在的省政府，为了帮助各市县解决这个问题，决定每年拿出8万亩用地指标和10亿元资金专门用于海洋经济范围内的产业集结区建设。C县花费了大量精力搞出海洋经济规划，期望挤进去，最后由于一位省领导不同意而“功败垂成”。
对此，徐文龙说自己早有心理准备，C县向海发展的决心不变，“我们陆域面积不到海域面积的一半，作为困在山地的沿海县，不发展海洋，能干什么？”现在，在县长的带领下，C县又提出了“蓝色国土绿色发展”的新思路，重新论证规划，“这一次一定打好环保概念牌。”
据C县一份内部最新资料显示，过去30年，C县的122个岛已经变为目前的99个。
“让大海缓口气”
十年前，国家海洋部门做过一项研究， 2010年后，中国海洋经济就应该进入一个平稳期，不能再加速。“放慢脚步，千万不要再追求速度。这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刘容子分析说，“过去20年，沿海开发的速度一直高于GDP增长的速度。进入到现阶段，不能再高了。”
前车之鉴就是日本。其濑户内海曾经流行水俣病、汞中毒，就是因为其沿海重化工业快速发展，彻底将濑户内海变成了“灾难海”。后来花了三五十年才得以缓慢修复；同一时期，日本用了20年时间将海岸全部人工化，变成了水泥海岸，海岸线遭到严重侵蚀破坏。最后，不得不用巨大的财力物力重新修复，重新恢复自然海岸。
方克定并不反对围填海这种海洋开发活动本身，并以深圳为例说，其早期的填海，无论是盐田港还是宝安机场，效益都很好，“经过严格论证的，该填还得填，像靠近香港的15平方公里的前海新区。但是，深圳湾已经缩小了1/3，以后就需要慎重考虑，不能再大规模围填了。”同样的问题包括胶州湾，德国人走的时候留下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圆形海湾，世界少见。现在填成了不规则状，缩小了1/3。
在他看来，围填海不能太快，要给科学家以观测研究分析的时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陷入了发展空间困境的日本，开始大规模填海造陆。在获得经济收益的同时，也埋下了巨大隐患。自1945年到1978年，日本全国沿海滩涂减少了约390平方公里。很多靠近陆地的海域里已经没有了生物活动，海水自净能力减弱，赤潮泛滥，日本渔业遭受重大损失。
为防止悲剧重演，现在日本围填海更多采用建设人工岛的方式。神户的港岛和六甲岛、东京湾内的扇岛以及长崎市的香烧岛，都是十分知名的人工岛。方克定特别就此提醒地方政府，即使围填，也要重视填海方式的科学化，吸取别人的教训，学习人家的先进经验，“中国陆海关系从陆海统筹向海陆统筹转变过程中，围填要从现在对岸线破坏较大的截湾取直式和平推式，向离岸填海的人工岛式填海转变。既不改变海岸线的形状，又增加了抗击海浪侵蚀海岸线的能力。”
至于渔业，受访专家认为，一方面要在保护基础上稳定放缓近海捕捞，一方面还应该“走出去”发展远洋捕捞。我国远洋渔业在整个渔业中占比不到10%，还有较大发展空间。
不过，1994年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地球上近36%最富饶的公海变成了沿岸国家的专属经济区，远洋捕捞成本越来越高，捕捞配额争夺更趋激烈。专家建议有关部门可以多种模式组建国家力量支持的远洋捕捞船队，有序地将目前集中在近海的捕捞能力释放出去，“像支持中海油那样支持远洋渔业，最后的结果肯定不一样。”
采访的最后，当本刊记者询问我国海洋的修复能力时，多位受访专家还是抱有信心，毕竟经过这些年的大声疾呼，不少地方政府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思想也正在发生转变，“只要不再用开发陆地的思维和方式与海相争，给海洋缓口气，大自然的自我修复会逐步显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