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航天事业稳步发展前进，基本上没有走弯路
记者：中国载人航天为何选择飞船的技术路线，而不是类似美国的航天飞机？
戚发轫：当时中国要搞自己的载人航天，不能再等。那个时候，航天飞机很热门，是当代先进技术的集成。但是中国不具备搞航天飞机的条件。航天飞机确实技术先进，但投入很大，技术难关很多，不符合中国当时的财力和人才所具备的经验。
航天飞机设计理念是要重复使用，应该是一个很经济的运载工具，不仅把人送上去，还可以把卫星带上去，替代运载火箭。但从工程上来说，这种想法还是很难实现。现在来看，美国通过100多次航天发射发现，投效比不像设想的那么好。航天飞机回来之后，光是一万多片防热瓦都要撬下来换掉，重新贴过。这笔经费比研制一个一次性运载火箭还要贵。更为严重的是，航天飞机安全性很差，5架航天飞机损毁了2架，100多次发射失败2次，牺牲了14名航天员。现在航天飞机退出了航天历史舞台，美国以后要搞的也是大型飞船。
就我们自己而言，当年大部分人希望搞航天飞机。当时有五个方案，四个是大小不同的航天飞机方案，只有一个是飞船方案。但最后经过论证，还是决定从飞船起步。由于经过863计划的准备，建造飞船已经有了一些技术储备，并突破了一些技术关键。
记者：上马载人航天工程在1992年属于水到渠成？
戚发轫：我前面提到的中国载人航天三步走的发展方针，这个方针来自于群众智慧，也是当年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做出的重要决断。
1957年苏联第一颗卫星上天，1958年我们也打算搞人造卫星，但实际上那时候连导弹都没搞出来，更不用提运载火箭。所以当时邓小平同志说，我们现在没有能力搞，我们不搞卫星，集中能力搞两弹(导弹、原子弹)。直到1970年，我们打成功第一颗卫星，中间隔了12年。这个12年期间，我们把两弹搞得很成功。载人航天工程从“714”变成“921”，等了21年，这中间我们的卫星事业发展得很好，才水到渠成地有了载人航天工程的上马。
可以说中国的航天事业稳步发展前进，基本上没有走弯路。是根据我们国家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载人飞船往返天地——顺利完成整个载人航天工程第一步，为后续空间实验室和空间站等建设积累了经验
记者：作为神舟系列飞船的总设计师，有着怎样的风险和压力？
戚发轫：载人航天是个大工程，有七大系统，飞船系统是其中之一，其他还有航天员、应用、火箭、发射场、测控和着陆场系统。相对而言，飞船技术难度可能是最高的。对我个人来讲，确确实实有压力。
1992年，载人航天工程要立项，需要找一个飞船的总设计师。当时我们虽然已有返回式卫星，但飞船还是要从无到有干起来。找到我，我并不愿意。一个原因是我那时候59岁，再过一年就退休了。感觉一辈子失败不少，成功也不少，似乎不必去冒那个险。第二个原因是确实感觉风险太大。我也去过俄罗斯航天发射场，航天员上去，总设计师是要签字的。我想到那么一天，我敢签那个字吗？但是我们这一代的人一辈子从来没有自己选择过，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虽然自己不情愿，最后还是服从需要，当了神舟飞船的总设计师，之后又兼任了总指挥。
上世纪90年代前后，社会上流行个说法：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当时航天系统一些年青技术人员都“流失”了。搞飞船的队伍是五六十岁的老同志，加上没走的年轻人。几个老头加几个小伙，这个队伍能不能干成这个任务，让人心里打鼓。而且我们以前基础建设往往跟不上型号研制。搞飞船，需要大的真空模拟器、大的振动台、大的电容实验室，这些试验设备不仅在中国是最大的，在世界上也是一流的。最后是袁家军等一些年轻人，除了主要精力搞飞船外，顶住压力很快建成了这些大型的地面空间设施。奋斗7年，神舟一号飞船打成了，我们自己有了信心，领导也刮目相看。
记者：神舟系列飞船成功的经验，为载人航天工程后续任务积累了什么样的经验？
戚发轫：应该说，不仅仅是飞船系统本身的成功，而是整个载人航天工程第一步的顺利完成，为后续空间实验室和空间站等建设积累了经验。
载人航天工程第一步载人飞船阶段，就是要把航天员送上天，并安全回到预定的地方。经过7年的努力，1999年把神舟一号送上去，而且回到预定的地方，基本技术算是突破了，但是没上人。上人是要绝对保证安全，所以通过四艘神舟无人飞船，不仅解决了关键技术，而且解决了可靠性和安全性问题。对我所在的飞船系统而言，积累了一定的数据和一定的经验，建立了一套制度，培养了一支队伍。我想载人航天工程的其他系统也是如此。
谈到经验，具体到飞船系统，就是建立了神舟文化：祖国利益至上的政治文化、勇攀科技高峰的创新文化、“零缺陷、零故障、零疑点”的质量文化、同舟共济的团队文化。
交会对接——建立空间站主要突破四项关键技术，天宫一号和神舟八号将完成太空牵手任务
记者：中国空间站建设之前，需要解决哪些关键技术问题？
戚发轫：载人航天三步走的第二步是空间实验室阶段，是为第三步建立空间站做技术准备，其中主要突破四项关键技术。
第一项就是出舱技术，这个已经由神舟七号完成。还有三个技术就得通过空间实验室完成，就是交会对接、补加技术和再生式生命保障技术。四个技术关键中，交会对接规模最大，技术复杂，风险多，大家也都很关注。
这四个关键技术解决了，我们才能发射空间站，才能实现向空间站补充人员、物资，航天员才能出舱去维修保养。
当然，发射空间站要求有大的运载火箭，我们现在正在研制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到2014年左右能够上天，能够把20吨的空间站核心舱送上太空。
记者：天宫一号的任务就是参与交会对接？
戚发轫：空间交会对接要有两个航天器：一个是目标飞行器，一个是跟踪器。首次交会对接，天宫一号是目标飞行器，神舟八号无人飞船就是跟踪器。交会对接，也要完成四个过程。一是交会，要跟得上、对得准，只有跟上对准了，才有可能对接；二是对接，两个航天器通过对接机构对上，连在一起并且完全密封；三是变成组合体在天上运行，需要实现由一个控制另外一个的技术；四是航天员能从飞船进到目标飞行器，再回到跟踪器并返回地面。
记者：从飞船到空间实验室，对载人航天而言，也是一种跨越？
戚发轫：在中国航天领域，载人航天三步走稳步前进，从载人飞船到空间实验室的发展，也具有里程碑意义，也是一个决定性的跨越。
更重要的是，无论是飞船阶段还是空间实验室阶段，都牵引了载人航天工程自身以及其他学科科学技术的发展。比如有了空间站才有了大运载火箭，假如以后载人到月球，大运载火箭还不够，还要搞重型运载火箭。10吨不够，20吨也不够，得100吨，这就牵引了运载火箭的发展。而大运载火箭又牵引发动机、材料等技术的发展。
包括前面提到的载人与无人的区别。机器人永远代替不了人的智能，像保障交会对接顺利进行的最后备用一招还是要靠人手动控制。有人进入太空就要可靠，就带动了整个工程科技和航天产品在安全质量上的提升。
记者：空间站是载人航天必然的发展路径吗？
戚发轫：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认为空间站是载人航天发展的必经之路。美国为首的16个国家搞的国际空间站，刚刚建成，就宣布要延长寿命。因为空间站确实是为科学家们创造了科学实验的独特平台。
我觉得重点不在于要不要建空间站，而是在空间站建成后，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基础前沿的科学项目，利用太空的优越条件有所突破，比如像丁肇中联合各国科学家利用国际空间站研究暗物质。未来我们空间站建成，也需要寻找好的大的科学项目，为人类认识世界、获得新的发现做贡献。
航天事业未来——三种精神和人才团队的新鲜血液
记者：您认为在发展中国载人航天事业中，最宝贵的经验是什么？
戚发轫：三种精神是不能不说的，就是航天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航天精神核心是自力更生，在那个历史条件下，我们感到中国搞高新技术，不能靠外国，也不能完全靠引进。最终还是要靠自己，只有变成自己的东西才能发展。
两弹一星的核心是爱国。那些大科学家如果不爱自己的国家，没有爱国带来的对事业的动力和信念，怎么能冲破各种阻挠回到祖国，又怎么能在国家各个历史时期不计各种境迁坚守岗位、默默奉献！
爱国不是抽象的。爱国就要爱事业，爱国不爱航天，那不是空的吗？爱航天就要爱五院(戚发轫所在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爱五院就爱这个岗位。“爱”字很重要，爱国，爱事业，爱集体，爱岗位，有爱才有动力，有爱才有奉献。“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我想源头也在一个“爱”字。
有了爱，很多老科学家不仅自己做得很好，还很关心年轻人，在业务上无私传授，毫无保留。神舟六号成功之后，我陪领导到钱学森先生家中汇报情况，钱老看我满头白发，就问起了孙家栋(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王永志(首任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你们三个谁大？他们都好吗？”我们都是他的学生，我们都老了，他还关心我们。像钱老、任新民这些大科学家们，永远是我们的榜样。
记者：有人说，国外看中国航天觉得很“敬畏”，不是因为如今的成就，而是因为中国的这一批航天人既年轻又富有经验，您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戚发轫：上世纪60年代美国发射阿波罗飞船时，当时美国航天局的科研人员平均年龄大概是28岁，年轻有活力。去年的数据是42岁，他们自己也感觉到老化了。俄罗斯平均年龄比美国还大。
我们确实在平均年龄上占点优势。比如天宫一号空间实验室系统团队里，平均年龄31岁，而且这些年轻人起码经过了3到5年的工程实践锻炼，但是神舟八号和空间实验室的总设计师、总指挥都是从1992年就开始和我一起干，十几年酸甜苦辣都尝过，看似是年轻的总师，但经验丰富。中国航天发展，靠的就是优秀的年轻人。而且目前这支年轻的队伍，可以说是年轻又富有实践经验的队伍。这对我们今后的航天事业发展的意义不言而喻。
记者：未来不断将会有年轻血液补充到这支队伍中，怎样让年轻人成长得又快又扎实？
戚发轫：第一是实践，现在的年轻人都有较高的学历，有较踏实的理论基础，他们缺乏的是实践锻炼。自己要勇于实践，组织上要给他创造锻炼的机会，这是最主要的。记得有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人员到中国来学习研制卫星，他们都是从西方国家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的，但都没有接触过卫星，只有到中国后才接触到卫星。中国有这么好的条件才能培养出这么多的年轻的设计师。中国要不搞载人航天，我也不能成为飞船的总设计师。
第二是积累，就是要在自己的岗位上踏踏实实的干几年，甚至是十几年才能成才。要耐得住寂寞，因为在航天领域一项工程都要有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比如东方红一号卫星1958年上马，中间停顿，1965年再开始，1970年才发射成功。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1975年立项，1984年才发射成功，用了9年。神舟飞船1992年立项，1999年神舟一号无人飞船上天，用了7年；2003年，神舟五号才把航天员送上了天，用了11年。如果干了2年、3年就等不及了，就不可能有大工程的成功，个人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全面的骨干人才。
我祝愿中国航天事业快速发展，祝青年人快速成长！(记者 余建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