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村治理路径探究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农村劳动力、土地等资源要素大量外流，加之农村税费改革的巨大影响，乡村社会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半月谈记者在晋皖湘赣鲁苏等多地农村采访感到，乡村很大程度上已不再是我们一贯印象中的乡村，它在经济基础、社会生态、人际关系等方面都出现了新的特征。在这些乡村里，既有的矛盾有所缓解，但新的问题又浮现出来。在此背景下，基层干部群众和有关专家认为，应当加快探索适应新形势的新乡村治理模式，以推动农村经济社会良性发展。
适应乡村多种变化 治理需要崭新思路
记者在多省农村采访时，基层干部群众普遍表示，新时期农村矛盾冲突和干群关系有所缓和，根本原因是中央一系列惠农政策发挥了效益。
近年来，中央在全面取消农业税之后，又采取了粮食直补等多项补贴措施支持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并实施新农合、农村低保、义务教育免费、新农保等政策，切实提高了农民生活水平。无疑，目前乡村出现的新的治理难题，需要“多予少取”的惠农政策继续发力，但仅限于此已经不够了。
湖南省常德市政法委副书记饶南丙表示，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发展，我国农村正加快向现代多元社会变革，农民身份和生存状态发生很大变化，利益诉求也呈现多元交织趋势。特别是税费改革后，农民对基层组织的依附感弱化，呈现一种松散状态，村庄集体意识逐渐淡化，给乡村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
专家表示，为适应乡村新形势，一种新的、更加全面的治理方式亟待建立。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赵树凯认为，新的乡村治理方式不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行为，而应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主要通过合作、协商、建立伙伴关系来管理公共事务。在这个过程中，多种类型、不同层面的社会力量在协同合作基础上实现共治。
在这种治理方式下，并不是所有公共品都要政府来供给，诸多公共品可以由社会组织甚至私营部门来提供，如在教育、卫生、环境等领域，社会组织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在新农村建设中，有许多事情，也可以充分调动民间力量，而不必什么事情都由政府来操办。由民间组织出面，让农民自己操办，成本低，效率高。
赵树凯说，新乡村治理就是要建立政府与乡村社会的新型关系。这种新型关系的核心，是革新基层政府运作，激活农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让多种社会力量成为发展的主体，让这些主体在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协同共治。这其中，政府仍将发挥重要作用，但不再是唱独角戏。
及时回应群众关切 干部应向服务转型
安徽省蚌埠市固镇县城关镇张桥村村民张忠良说，现在村里干群之间没有什么大的矛盾，不过希望村干部能给村民提供更多服务。本村村民希望干部能帮村民办几件事：一是村里的变压器太小了，村民家里的大件电器越来越多，700多户人家不够用。自己养了100多头猪，有时候电机打不上水。二是希望村里搞一些符合农村实际的规划，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三是国家的惠农政策，比如办理低保、残疾人补贴等，村民都不知道，村里应该多做这些政策的宣传和告知工作，特别是现在外出打工的多，常年在外的人更不清楚相关政策。
张忠良的感受和希望在新时期的农村正在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饶南丙生动地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干部找群众办事；90年代，是群众找干部办事；到了现在，一些群众是要求干部办事，老百姓看到干部服务不到位就会产生意见。”
不过，基层干部和相关专家表示，当前基层政府及村级组织在回应群众关切、转变观念搞好服务方面还存在一些实际困难，主要表现为乡镇政府责权严重不对等、村级组织存在“泛行政化”倾向等，导致基层干部忙于应付经济发展指标和上级交办的行政性事务，而对新时期农民在矛盾调处等社会管理、公共文化服务方面的要求很少能够顾及。
山西省社科院社会学专家李小伟等人认为，新形势下加强乡村治理，除了要求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自觉转变观念、适应群众要求、加强服务之外，还应当加快乡镇机构改革步伐，推动其由行政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可以借鉴城市行政服务大厅模式，根据农民实际要求和地方实际统筹设立办事窗口，提升乡镇政府为农服务的能力和水平。村级组织则要更好地代表农民利益，发挥为农服务及在管理村级事务方面的作用。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些地方建立的为民服务全程代理制度，受到群众欢迎。如近年来安徽亳州市谯城区推出了政府“为民服务全程代理”工作模式，将农民生产和生活中遇到的难题列成211项，分门别类之后，由基层政府及村级组织为群众无偿代理、全程服务。过去的“干部动嘴、群众跑腿”，变成了如今的“群众动嘴、干部跑腿”。
挖掘乡村治理资源 提升村民自治水平
化解乡村矛盾与冲突是各个时期乡村治理的重中之重。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山西省长子县信访局副局长牛素红等人认为，化解矛盾的办法主要包括司法渠道、政府与村级组织主导的调解机制，以及乡村内部的民间调解机制等。在现阶段，可以利用程序化的现代司法体系来化解乡村冲突，但对于农民群众遇到的一些比较琐碎的实际问题，这种办法有时效率低、成本高。此外，在当前农村社会管理和基层治理存在一些不足的情况下，在个别地方，由基层政府主导的调解方式也受到部分农民排斥。
记者采访发现，目前，我国部分地区已经发展出一些民间纠纷解决机制，能够充分利用本土资源和地方性知识，解决一些小规模纠纷和矛盾，受到农民欢迎。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不久前有一条路压坏了，农民的橘子运不出去，群众意见很大，乡镇党委也没办法，最后还是当地的柑橘协会牵头把人请进来，想办法把货拉出去。协会还找到市委书记，请求其号召大家吃“爱心橘”。
2009年10月，太原市晋源区成立了以退休村干部刘春根为首的7个老党员、老干部组成的华晋太汾专业合作社调解委员会，并得到区司法部门的指导与帮助。两年多来，已成功化解30多起较大的经济纠纷、缠访案件，日常还口头调解多起邻里纠纷，并在村庄宣传党的政策，对化解农村矛盾起到了积极作用。
专家认为，在加大法制宣传力度、引导培养农民法律意识，增强政府解决基层问题的能力、更好地为农民提供服务的同时，加强乡村治理的一大重要思路，是充分挖掘乡村社区的本土资源，提升农村自治水平，提高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通过民间调解机制来化解村庄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当前应当重视和培育农民较易接受的专业合作社等农村经济组织、乡民理事会等民间纠纷调解组织，做好引导和监督工作，提升村民自治水平。
整合多方形成合力 共同维护农村稳定
农村社会的稳定是国家稳定之基，因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郑风田等专家认为，当前我国基层维稳体系还存在多头受理、条块分割、力量分散等弊端，出事后看似谁都管实际却没人管。因此加强新时期乡村治理、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应当整合司法及其他相关部门的矛盾排查和冲突处理资源，打造党委领导下的维稳“全科医生”。
小店区位于山西太原城乡接合部。2007年12月，小店区委整合街道乡镇的综治办和司法、信访、法庭、派出所等行政司法资源，挂牌成立街道、乡镇综合治理工作中心，并在各个街道、乡镇设立矛盾纠纷联调窗口，随时接待群众来信来访。对政策性强、涉法涉诉的重大信访案件，由综治工作中心牵头，协调公安、司法、法院、检察院、国土等部门联合调处，变“平面调解”为“立体调解”，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融合，形成了多位一体、多元联动的“大调解”工作格局。2010年全区各级调解组织共调解民间纠纷3407件，调解成功率为95%，其中运用大调解工作机制调处矛盾纠纷76件。
2009年7月，山西恒大绿洲地产公司拖欠小店村土地补偿款1.8亿元，村民聚众围堵工地。小店街道办事处迅速启动联合调解机制，经公安、司法、法院、国土等部门及时调解，最终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小店区政法委书记张建平说：“立体调解工作格局使大量矛盾纠纷在基层得到妥善化解，有效防止了矛盾激化，减少了不稳定因素和群体性事件。”
对群众反映突出、带有普遍性的复杂疑难问题，湖南省洞口县推行部门联合接访，县乡两级定期召开民情汇报会，县乡主要领导主持联合办公会协调有关部门统一解决。洞口县委书记黎仁寅说：“推行部门联合接访，有利于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使一大批重大疑难信访案件得到妥善解决。”
湖南省社科院新农村研究中心主任陈文胜认为，新时期农村稳定工作呈现出新的特点，上述地方创新信访维稳机制，整合行政司法资源，以群众工作统揽信访维稳工作，这种维稳思路是一种新的、有益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