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资本主义生长发育提供了土壤
南方日报: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帝制,在政策上采取了哪些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举措?
刘明望:举两个最直接的例子:武昌起义爆发后,宣布独立的省份,如湖北、湖南、浙江、广东等,都宣布废除厘金和其他苛税。虽然有的地方改厘金为附加税,但是过境税毕竟取消了。与厘金相比,附加税的税率也有所降低,这样就降低了工商的原料价格及产品成本,有利于城市的工商业发展。
此外,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推行民主政治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和法令。如鼓励兴办工商业,振兴农垦业,奖励华侨在国内投资。南京临时政府作为资产阶级的革命政权,还做了些经济整合,力图保护工商,发展实业。南京临时政府制定颁布一系列旨在保护和促进实业发展的章程、则例,推动成立“中华民国建设会”。对于有利于现代化事业的工矿企业,一经申请,无不批准立案。临时政府尤其注重城市的恢复和重建工作,如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即着手对武汉进行城市规划和建设。
林家有: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当然对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有利。民国初年,孙中山提倡发展中国的经济,开办实业。在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政纲中,他强调“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通过政府掌控土地资源,严防少数地主、资本家利用土地发横财,造成社会问题。“节制资本”就是预防私人资本主义垄断国家财富,造成贫富差距过大,带来社会危机。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中将“民生”提到了第一位,“其次为民权”,“其三为民族”。在这一点上,孙中山是非常高瞻远瞩的。孙中山不反对私人资本投资工商业,但他反对私人资本垄断造成的分配不均,这是他预防社会革命发生的政策。
南方日报:中国民族资本家的热情是被辛亥革命推动的吗?
刘明望:辛亥革命动摇了封建统治的基础,包括经济基础、阶级关系和风俗习惯,为资本主义生长发育提供了环境与土壤。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地位提高,激发了他们投资近代工业的热情和“实业救国”的使命感。新兴的工业和企业,造就了新的商人阶层和劳动阶层,他们对中国在帝国主义压抑下的困境很敏感,并且下决心捍卫国家利益。新建的民国取代了帝制王朝,政府不再将企业家和商人视作怀疑对象,也没有像清朝那样禁止私人“团体”和协会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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