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确定性缺失致投机难抑 评论吁法治精神促转型(2)

　　用法治精神构筑社会的公平底线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实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水平总体上得到了提高，然而涉及利益的矛盾不是变得更少，而是变得更多。这说明问题并不是没有发展，而是出在公平缺失上。可究竟怎样才算 “公平”，是小农意识的 “不患寡而患不均”，还是乌托邦式的 “按需分配”，抑或其他？

　　公平是法治的核心精神。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来讲，公平首先应该体现在机会公平上。机会公平与法的普遍性相联系，它要求对所有人平等执行法律和制度，提供公平的机会而不是均等的结果。换句话说，如果机会是公平的，那么即便结果不均等，这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公平的。市场经济有两个基本要点：公平的机会、不均等的结果。经验证明，这两个要点的结合能够有效激发人的创造力。但在不同的实践中，这两个要点的结合容易走向极端：一是在起点上没有为社会提供公平的机会；二是认为不管什么原因，反正最后的结果一定要均等，否则就是不公平。这种错误认识蔓延下去，只会造就一批不愿意承担自我责任的个体，会从根本上破坏社会生产力的生成机制。实现真正的机会公平，需要避免这两方面的错误。

　　对管理者来讲，机会公平并不是唯一应该提供的公平产品。某些时候，一味强调机会公平而不注重结果上的扶弱原则，可能导致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跌破基本底线，生活难以为继。这就要求管理者必须积极动用公共资源来帮助社会守住这条不可突破的底线，努力建立和完善 “居者有其屋、病者有其医、老者有所养、幼者有所教”的社会保障体系，让人人能够享有温饱和尊严。只有帮助人们守住生活的这条底线，非均等结果的机会公平才有可能被人们广泛接受。这种底线均等化的公平不妨称其为底线公平，因而法治社会的公平理应是机会公平与底线公平的辩证统一。

　　用法治精神重建社会管理的“最后一公里”

　　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一个又一个村庄消失了，传统的管理通道和管理方式面临严峻挑战。如何有效管理这些暂时 “失序”的人群，成为摆在管理者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同时，随着拥有个人住房产权的群体越来越多，社区管理的通道也遇到了梗阻，私人住宅成了 “非请莫入”的禁地。如果基层管理者敲不开每家每户的大门，公共服务的善意如何才能抵达社会的基础细胞？公共管理的信息如何才能实现有效地上下沟通？干群之间的关系又如何才能实现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转型期的社会现实促使人们高度重视社会管理的“最后一公里”。这是因为在任何一个法治社会，管理者都必须与人民群众建立起无障碍的联系通道。这种联系通道既是自下而上的，也是自上而下的；既是人民群众的民意表达通道，也是执政者的管理输出通道。而这种联系通道最可能发生断裂的地方就在接近群众的最后一个环节，俗称 “最后一公里”。忽略 “最后一公里”的结果是致命的，因为那等同于将一座坚固的大厦安放在了松软的沙滩上。

　　中国共产党有着深厚的群众路线传统。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强调的就是执政的 “最后一公里”问题。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也是 “最后一公里”精神的长期实践者。在新加坡，从总理、部长到普通议员，每周都必须到所在选区接待选民，需要亲自登门拜访选民家庭。同时，人民行动党的基层组织常年在社区为选民提供各种服务，表现十分活跃。这种扎根基层的稳定的组织化行动，对于争取群众支持、夯实党的执政基础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面对转型期层出不穷的社会矛盾，今天的中国应该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加认真地走好社会管理的 “最后一公里”。

　　(孙潮系中共上海市闵行区委书记，刘哲昕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法律与人文综合教研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