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模式到中国特色路 孙中山确保“主权在民”

　　从西方模式到中国特色路

　　孙中山弃西方模式，而寻求中国特色路，其思想大拐点，具体体现在“三民主义”的提出，确立了既解决政治问题，又解决社会问题的中国式发展模式。

　　孙中山寻求救国图存之路，确立理想目标，有一个过程：由学习和模仿西方，到从中国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即从西方模式到中国特色路。

　　别样的求学之路，让孙中山立志学习西方，“改良祖国”

　　孙中山生活在中华大厦之将倾时代，出生在首当其冲地饱受列强欺凌的广东。12岁时，拖着长辫，随母赴夏威夷孙眉长兄处探亲，从澳门启程而大开眼界，并在夏威夷开始受“欧洲式教育”， 后又在香港完成中学与大学学业，系统地接受了西方的思想和科学知识。别样的求学之路，垒砌起中西贯通的文化基石，提升了自身的观察与分析能力，并立志学习西方，“改良祖国”。

　　在孙中山生长的年代，放眼看世界的一代仁人志士，大都向西方寻求救国的真理，孙中山也不例外。1894年的《上李鸿章书》，是孙中山“仿行泰西”，以西方为坐标而设计的改革方案，希冀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走西方的强国之路。因上书失败，孙中山不得不举起武装斗争大旗。1894年的广州起义未发而败。被通缉的孙中山流亡国外，在伦敦蒙难，获救之后留居欧美，迎来了影响其革命历程的思想大转折。

　　留居欧美期间，孙中山迎来思想大转折

　　留居欧美的孙中山，在短时间里得益匪浅。其一，他考察了西方社会，目睹了工人罢工，亲历了工业化后，物质文明增长的同时，“富者日富，贫者日贫”的现状，感悟土地与资本被少数人所垄断，资产的垄断者“富与国等”，“‘平等’二字已成口头空话”，社会问题日趋严重，西方社会并非广大民众的“极乐之乡”。其二，他阅读了大量的书籍，特别是阅读了为解决社会问题应运而生的社会主义思潮的著作。据英国侦探报告资料显示，1896年12月3日至6月24日期间，孙中山进入大英博物馆有68次之多，平均3～4天到图书馆一次。阅读了当时风靡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与乔治·亨利的《进步与贫困》，二人的思想对孙中山影响至深。

　　孙中山在观察、感悟和反思中，重新审视西方社会，思考中国的发展道路。他的思想升华了，革命的目标更明确了。他在原来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民族主义，以及“创立合众政府”——民权主义的基础上，添加了为“打破”“贫富的不平等”，以解决社会问题的民生主义。1905年《〈民报〉创刊词》首次提出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的革命主张，同年建立的革命组织同盟会，其“总章”明确表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明确提出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并举，即“毕其功于一役”。

　　可以说，在思路调整后，孙中山的目标，是构建“民有”、“民治”、“民享”的“天下为公”社会。这一思想大拐点，具体体现在“三民主义”的提出，确立了既解决政治问题，又解决社会问题的中国式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