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有市民爆料称,中国国家博物馆5楼正在举办私人婚礼。记者实地探访,相关工作人员称,租用场地费用是25万元。对此,国家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表示,结婚的新郎和新娘都是馆内的职工,不存在市场操作的费用问题(10月16日《新京报》)。
前不久读了石勇先生在《学习时报》上的一篇文章《阻遏公共资源“私有化”》:当今,权力和资本阶层中的一些人,具有一种“上等人的身份焦虑”,他们特别需要占有某些能够把公众排斥在外的稀缺资源,获得一种内部的身份认同,并和其他阶层区别开来。这个论断放到国博举办私人婚礼之事,恐怕也是相当适用。
诚然,新闻中提到的“租用场地费用是25万元”,这个价格并不离谱。但就算你出得起这个价,你依然未必能如愿在国博办婚礼,因为“新郎和新娘都是馆内的职工”。这一身份标签的张贴,足以让绝大多数有钱者无奈喟叹。
针对国博的回应,有专家称,国博代表国家形象,不管是个人婚礼,还是内部员工的婚礼,都应不允许,国博应拒绝商业行为。但在我看来,国博应不应拒绝商业行为并非问题的关键,事实上,卢浮宫就是典型的商业化运作。作为世界上最古老、最大、最著名博物馆之一的法国卢浮宫,就曾在2007年跑到阿联酋开“分店”,以5亿欧元出租馆名及藏品使用权。
因此,可怕的不是公共资源的商业化而是私有化。“内部职工”这一近水楼台的身份标签,将所有非国博员工排斥于外。我们说,国博作为不当私有化的公共资源,理应是公民委托政府负责看管,构成社会公共利益的一部分。对这一公共资源,产权当属于全民不可动摇,即使它要商业化经营,在逻辑上也不能排斥全民对它的享用。
换言之,商业化只能是公共资源更好地服务全民的方式,而不该成为有权或出得起钱的人的专享物；尤其是非常稀缺的公共资源,它的门若只对权贵开放,所产生的社会效应肯定相当糟糕。尤其是一些管理公共资源的权力者,在缺乏公众监督和制约的情况下对公共资源的监守自盗,如此违背公众委托其管理公共资源的契约伦理,不啻为对全民利益的侵权。当然,有些已是明显地触犯法治。
近年来,公共资源私有化现象并不少见:杭州30多家“富豪私人会所”盘踞西湖一线湖景、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大建富豪“私人会所”等等。其实,倘使国博将场地市场操作或许还让人容易接受些,相反,越是“内部职工”越让人怀疑权力者将公共资源私有化。如此只限“内部职工”,舆论甚至怀疑“国博是不是成了管理者的‘后花园’,他们用国博办婚礼会不会成了一项特殊福利”。总之,在某种程度上讲,类似国博变成权贵者的“私人会所”,正是中国社会危机深刻的一个隐喻。(邓子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