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寸冷漠都在“碾压”道德

　　10月13日，在佛山黄岐，一面包车将2岁女童撞倒碾压后逃逸，路人无人伸援手，接着第二辆车也从女童身上碾过。18个路人经过，都没救援或报警，直到一名拾荒者发现后将她扶起，呼喊救人。至今，女童还未脱离生命危险。(10月16日南方电视台报道)

　　每次“老人倒地无人扶”，都会沦为道德滑坡的标本；频仍的“助人为祸”，总能激起“好人难做”的嗟叹。“女童被碾，路人旁观”的悲情场面，不啻为“冷漠流行症”的再度发作。车辆两度碾压，18人无一搭救，冰冷的看客姿态，印证着道德底线下移的普遍喟叹。

　　若按“人心向善”的道德想象，女童被撞，肇事者当迅即救人，消减良心上的负疚感，路人也伸手相助。然而，一切都被反转了过来：司机逃了，路人视若无睹，“敬畏生命”俨然是纸上空谈，少管闲事式的保身术，才被奉若信条。对善美信念的放弃，构成了人心的暗区。于是乎，幼小生命，差点毁于车轮下，抑或被集体冷漠葬送，失去了尊严——— 幸而，拾荒者打破了辛酸局面，慷慨施救，以朴素的悲悯情怀挽住气若游丝的生机。

　　个体境遇，总是世态的微观映射。女童的突遭劫难，投射了人际关怀的冷暖，度量出社会道德的长度。不堪想象，假如她能劫后余生，又怎样遗忘这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她对社会的体认，会不会因此颠倒？

　　假如没有“彭宇案”，互救或许不会沦为“高风险”的泥潭境地。但只盯着制度缺漏，忽略人性反思，是对个体责任的遮蔽。社会学家孙立平在《国人的冷漠是如何铸就的》中，将审丑麻木视作一种“轻度罪恶”。正是冷漠、歧视等庸常之恶，衍生出信任割裂、社会对立。“人们一切不幸的根源，不是饥荒，不是火灾，也不止是那些作恶者，而在于他们各自为生”，托尔斯泰如是说。打破“流沙格局”，构筑人际关怀，需要价值秩序的重新梳理——— 在社会储藏室里，多放置些“人本关怀”。人性复苏了，道德方能走进“春天里”。(佘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