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输出什么文化
北京晨报：在今天，输出文化成了热词，但在自身问题没解决好的前提下，这是否会带来负面问题？
资中筠：有可能，输出文化可以，但不能输出腐败文化。在有些国家，确实有不少中国企业家把国内的做法搬到了国外，贿赂当地官员，搞权钱结合，造成了不良影响。上世纪70年代，美国也出现过类似如何处理与某些新独立国家做生意的问题，因为这些国家政府控制的企业多，贿赂成风。美国面临要不要“入乡随俗”的问题。最终经国会讨论，达成共识：如果听任这种行为泛滥，则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商业伦理将崩溃，因此制定了《海外反腐败法》，要求涉外公司每年做出书面承诺，不行贿，并接受调查。这时与中国还没有关系。美国公司在进入中国市场时，也受《海外反腐败法》约束，但是中国生意大，如果因为反腐败而在竞争中失利，损失太大。他们又经过讨论，还是坚持反腐败法的原则，但稍有放松，比如为了催一个批件，请客吃饭不算是腐败，外企中很多是中国本土员工，他们会想一些办法。总部虽然年年照例查，但对有些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前几年有一家外国公司在中国行贿，被自己国家查出，金额达200万，可我们只承认2万，也许是双方标准不同，也许是我们不愿深究。凡此种种。我们输出什么文化呢？抬出孔夫子来救不了我们。
不要讳疾忌医
北京晨报：面对这样的情况，启蒙是不是解决之道？
资中筠：如果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所在，启蒙也白搭。许多人比喻这种心态是“皇帝的新衣”，我认为这个比喻不太准确，我看更像是一个长了疮疤的人，穿了件华美的衣服，他以为这就可以掩盖问题，可对于医生来说，一眼就能看出他有病，可谁说他有病，他就搞掉谁，越是胃痛，越不让人提“胃”痛，其实医生说出来，不是为了出他丑，而是告诉他：赶快去医院吧。但他不愿意听。
北京晨报：今天不少年轻人都有困惑，我们该何去何从？
资中筠：不要问“我们”该怎么办，要问“我”该怎么办，这可能更实际一些，每个人都有底线，在任何环境中，一个人凭着诚实的劳动，总可以生活下去，不一定非要走邪门歪道不可。不过需要有一定的理念和韧性。就看每个人的修养了。
北京晨报：可坚守底线，并不那么容易。
资中筠：坚持底线，不同流合污，确实不容易，因为环境的诱惑相当大，所以我总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你在奶粉厂工作，你又明知老板在往里面加三聚氰胺，你如何办呢？假如你的房子要还贷，需要这份工作，如果你拒绝就会失业(至少是暂时)；如果举报，风险更大；如果什么都不做，就是帮凶，如何面对那些受害的娃娃？你会如何呢？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但走过去了，就是海阔天空。每个人守住底线，社会才会好。不一定要做英雄，因为每个人才能、机遇不一样。
启蒙应润物细无声
北京晨报：今天的网上，一些网友戾气很重，这该怎么办？
资中筠：这个问题我说不出来，戾气很可怕，但只有充分意识到的人，才可能去改变，这本身就是启蒙的一部分，即回归理性思考，而非情绪宣泄。
北京晨报：换言之，解决这个问题，依然需要启蒙运动？
资中筠：启蒙就可以了，不要运动，启蒙是照亮自己的心灵，它是润物细无声的。一个社会的戾气，可能更取决于执政者，而非普通老百姓，所谓戾气，大多是在出现不平时，而又没有正常宣泄和解决的渠道才会集聚起来，对此应认真思考。在社会转型期，大家都希望平稳过渡而不要暴力动荡，但是纵观历史，走哪条路的决定性因素在上，而不在下。老百姓都希望安居乐业。“民反”都是官逼出来的。
北京晨报：先生一直在为启蒙而奔走呼号，是不是您这一代人对此更有紧张感？
资中筠：80多岁的人中，关心时事的也不太多，你看那些在公园跳舞唱歌的老人，他们绝大多数并不大关心，只有做过一些事的人才会关心这些。当然，80多岁的人更敢说话，因为负担少一点，得失少一点，这是客观环境决定的，经历了这么多事，自以为看透了。其实，今天年轻人也有看得很清楚的，总之，童言无忌，老言也无忌。
占领华尔街很正常
北京晨报：“占领华尔街”的活动影响巨大，您怎么看？
资中筠：很正常，这在美国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依然在制度框架之内。美国代议制民主框架分几层，当体制内层面的调整机制不够时，群众运动便会起来加以补充，这是自发的。美国贫富差距持续拉大，老百姓早该上街了。肯尼迪当年曾利用“向华盛顿进军”向国会施压，从而通过了保障黑人的法案，上世纪60年代席卷欧美的左翼风潮，也曾极大地推动了社会改革，对于这些国家来说，这并不奇怪。其实美国人并不太在乎贫富差距，但是他们对失业率更敏感，因为失业率事关尊严，一个下岗白领领救济，这很丢面子。特别是感到竞争规则越来越不公平。美国资产者从全球化中受益很大，却没有惠及老百姓，因为资本可以流向廉价劳动力的国家，从而削弱了本国劳动者讨价还价的能力，再加上华尔街金融大亨们的投机，受损失的都是普通平民，大家当然不满意。至于这场运动的结果是否会推出必要的改革，还有待观察。不过无论如何不能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运动，就证明我们制度优越，不需要改革。陈辉/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