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消逝的村庄” 农村传统文化正在消失
农耕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中华文化的灵魂和精髓与农耕文化和生活形态密不可分。然而，在当前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广大农村和农耕文化正在消失。
据《中国统计摘要2010》的统计数字显示，全国的村民委员会数目，从2005年至2009年逐年减少，分别为62.9万、62.4万、61.3万、60.4万、60万。平均计算，全国每年减少7000多个村民委员会。
这说明，在中国这个曾以农业文明兴盛的广袤大地上，平均每天有20个行政村正在消失。
在山西赵家沟村，由于人口大量外流，留守的村民除了偶尔看电视和电影下乡外，目前传统文化生活基本处于空白，传统的社戏、戏曲、民俗活动已经基本上“曲终人散”。赵家沟村的古戏台已经破败不堪、长满杂草。按照目前的趋势，再过10到20年，随着老人陆续过世、儿童外出求学，赵家沟村这样典型的黄土高原的生态村落，可能将面临“空巢”的境地。在赵家沟这样的村庄，农村的传统和文化生活形态将只能成为记忆中的往事。这样的情况在南方等经济较发达地区同样触目惊心。
在广州清远连州市文化广场旁，乘45分钟的公共汽车，再徒步走40分钟的山路，穿过连绵山坳，便到了河背村。这是一个普通的粤北小山村。现在，一年中最热闹的春节，也未能给它带来一丝生机——原本23户人家的村庄，如今搬迁得只剩下两户村民。
●“跳出农门是美好理想” “有地必种”怎样落实
“农民荒”背后，有着多重原因。
当前城乡一体化中的农村向城市的单向输出，即在城乡二元结构之下的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农业和农村投入产出率相对较低，相对城市基本公共服务较差，农村的人才、劳动力、资本等持续、单向地向城市流动，导致农村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呈现资本和劳动力净流出的现象。这种情况在距离城市较远的农村更为明显，尤其是以种粮为主的农村。这种单向输出加剧了“农民荒”现象。
当前，传统农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潜力有限、收益率低。由于农业发展的基础薄弱，农业生产条件相对较差，传统农业比例大，收益率低。
在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赵家沟村，村民董维红介绍说，他2010年种了24亩玉米，收获玉米约3万斤，销售收入3万元，种子化肥等成本投入1.3万元，如果计算上每天的劳动力成本70元至80元，一年到头净收益几乎没有。湖北省滨湖村农民给调研组算了一笔账：好年景种植1亩双季稻，购买种子、化肥至少需要400元，购买农药也需要50元，这还不包括请人帮工等其他支出；而两季稻谷最多收获1500斤，市场价不到1800元，相当于外出务工1个月的收入，一旦遇到干旱、病虫害等情况，算上抽水的电费、油费等开支，“种田还要倒赔钱”。
与此同时，青年农民“跳出农门”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在青年一代农民中，“打工越来越成为农民收入增加和谋生的主要办法”，“城乡流动、迁移并定居城市日渐成为农民的强烈愿望”。因此，青壮年劳动力由于种地纯收入太低、种地条件太苦和不体面而不愿回村耕种。
农村生育率下降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农民荒”。由于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等多方面的影响，近年来，农村生育率大幅下降，少年儿童急剧减少，农民后继乏人。
粮食始终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基础，任何时候都不能出现闪失。保住18亿亩耕地，最重要和最实际的是要“保住耕种18亿亩地”，“有地必种”比“有地可种”更为重要。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荒”问题，必须调动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逐步提高粮食等农产品价格。同时，要完善农产品补贴政策。
在当前粮食价格还不能较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对于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撂荒土地的区域，农户和社会资本进入的积极性不高，需要弥补“市场失灵”。对于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撂荒土地的区域，专家们建议中央和地方出台措施，吸引产业资本，依靠农业龙头企业或者种粮大户，组织粮食生产，确保在“有地可种”前提下的“有地必种”。同时，在企业大规模进入农业生产领域的情况下，要确保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李旭鸿 作者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