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一些科学家做研究不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是为了多发论文
自2003年回国创办北生所以来，王晓东对国内科研状况有了更深切的了解。他不无忧虑地说：“现在国内的一些科学家不是着眼于实际问题的解决，迎难而上，去做真正重要的科学问题，而是专门挑选那些自己能做、容易发论文的题目。谋生成为科研的主要目的。科研与经济之所以严重脱节，根源就在这里。”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论文导向式”的研究？王晓东认为，这与现行评价体系有很大关系。
“评价就像高考的指挥棒，有什么样的科学评价，就会有什么样的科学研究。”他告诉记者，公开的透明的国际同行评估，自然就把标准定位在国际一流上，也可有效规避人情、关系等非科学因素，保障评价结果的客观、公正。科研经费已和国际看齐(甚至超过)的实验室，标准没有理由不向国际一流标准看齐。
王晓东说，反观国内，无论是在科研项目评审、结题验收，还是对国家实验室等创新团队绩效评估，还是两院院士增选，长期以来一直采用国内同行评价；每个领域的评委，基本上是以院士为主的同一批人；已经试行的少数国际评估，大多数属于走过场，最终说了算的还是国内的少数学术权威。最后往往只能看论文数量和所谓的影响因子。
“这样谁发的论文多，谁就容易通过项目评审和结题验收，就能拿到更多项目和科研经费。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科研人员必然会避重就轻、去难求易，不是去做那些难度大、风险高的原创性、引领性问题，而专门挑选那些热门的、容易出论文的题目，为了多出论文、快出论文，就难免失之严谨。领衔科学家多热衷目标粗糙的大项目，这些大项目真正的科学因素很少，又缺乏科技攻关的硬指标。这样不仅出不了原创性的重大成果、与国际上的差距越拉越大，而且使科学研究异化为争取项目和经费、维持自己工作的谋生手段，偏离了科学研究的本来方向，与创造国际一流成果、解决战略需求，和培养有国际竞争力的下一代科学家的国家目标背道而驰。”
“中国本来就是人情社会，国内小圈子的评价更为拉关系、托人情创造了可乘之机，使得潜规则盛行，学术腐败屡禁不止。”
科学界应实行严格的淘汰制，能者上、庸者下
在美国学习、工作18年，给王晓东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毫不含糊的淘汰机制。据他介绍，美国生命科学研究水平最高的Haward Hughes研究所的实验室，每五年搞一次绩效评估，每次约有20%的科学家，包括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和诺贝尔奖得主，因为通不过评估而走人。“我肯定多数人认为自己不应通不过评估，但也并没有谁哭爹喊娘、赖着不走的，因为大家都有一种契约精神：我没这个本事，就不该占这个资源丰厚的位置、享受这份待遇。没有这种契约精神，科学家的待遇和支持就不能理直气壮的大幅提高。而在全球化的今天，如果科学家群体的支持和待遇不能和国际一流看齐，中国的科学也不可能全面、长期地达到与世界一流比肩并引领的水平。”
王晓东说，严格的淘汰机制一方面迫使科研人员一心一意把自己的科研搞上去，同时也为有能力、有精力的年轻科研人员创造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使美国的科研队伍始终保持合理的结构和旺盛的活力，在国际上遥遥领先。
“淘汰制是科研规律的必然要求。”王晓东认为，科学研究既是紧张的脑力劳动，也是不折不扣的“体力活儿”(不需要做实验的纯理论研究可能要好一些)，科学家不仅需要发达的智力，还要有充沛的体力。从历届诺贝尔奖得主来看，他们的代表性成果大多是在25岁至45岁之间取得的。“搞科研固然不是越年轻越好，但绝不是越老越好。在知识更新越来越快、学科日益交叉融合的今天，就更不能论资排辈，搞铁饭碗甚至是终身制。”
王晓东说，改革开放后我国进行了多次科技体制改革，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打破铁饭碗，实行公平竞争、严格淘汰，但目前铁饭碗在绝大多数国家级科研机构和研究型大学并没有打破，许多地方还在搞终身制，退休了也要享受待遇。“这样就导致有能力做研究的年轻人拿不到经费，没有能力的反而拥有很多资源。有些掌握资源的人自己做不了研究，就把项目转包给年轻人去做，有了成果全算他的。这样年轻科研人员只能打工，难有出头之日。让有能力的年轻人有公开的渠道获得与其学术能力相匹配的科研资源，是科研体制健康的标志”。
“我一直认为科学研究和体育比赛没有本质的区别。科技界应该也像体育界那样，公平竞争、严格淘汰。”王晓东说，“如果你入选了国家队，享受国家队的待遇，就应该全力打拼，代表国家去比赛、拿奖牌。如果实践证明你本事不行，就该主动退出。”
王晓东说，淘汰对个人来说可能是残酷的；但如果不实行淘汰制，对有能力的年轻人和全社会来说，更加残酷。
“科研做得好，主要靠三点：机制、人才和文化，其中最具引领作用的是机制，特别是评价机制和用人机制。”
王晓东说，只有我们尽快建立起与国际接轨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并根据评价成果实行严格淘汰，才能吸引、鼓励更多有能力的科研人员回归科学，潜心研究真正的科学问题，使科技创新真正成为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火车头”作用。本报记者 赵永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