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起，北京等地严重的灰霾天气，令公众对PM2.5的关注急剧升温。
这种直径小于2.5微米的空中悬浮颗粒物，以“消光主因”、“健康杀手”等头衔，成为国人眼中不折不扣的“小粒子、大问题”。虽然环保部《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征求意见稿已考虑将PM2.5纳入常规空气质量标准中，但这一预计2016年才实施的限值标准，究竟能对污染改善起多少效果？目前仍是未知数。
对此，多名环境专家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持谨慎态度。“这里面有很多值得考虑的问题，但最重要的一个，是我国在‘十二五’、‘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长的持续。”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邵敏教授表示，“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去解决PM2.5的问题，全世界都少有先例。”
复合型污染令PM2.5“随时可能开花”
因经济高速增长而导致“复合型大气污染”，在邵敏教授看来，既是我国目前大气污染的两个突出特征之一，又是有效控制PM2.5的最大“拦路虎”。
“人们都说PM10是可吸入颗粒物，PM2.5是可吸入肺颗粒物，后者似乎只是比前者小，但防治起来却复杂得多，因为二者的形成规律并不相同。”邵敏教授告诉记者，PM10主要来自直接的污染源排放，“而研究结果显示，PM2.5有50%以上来自二次污染物，即污染气体被氧化后形成的颗粒物。”
他表示，PM2.5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污染物，几乎所有污染物都会在其中有所体现。PM2.5的相当一部分，是氮氧化合物、二氧化硫、挥发性有机物在空气中发生化学反应转化生成的。
“这就是为什么PM10的质量浓度，往往到冬季燃煤季节时，才会明显上去。但PM2.5在夏天，同样也会形成很高的浓度。”邵敏教授说，“相应地，要控制PM10，只要把这类污染物的排放源控制住就可以。但要控制PM2.5，就需要控制多种污染源，进入一个多污染物联合控制的阶段。”
为何经济的高速增长令“打击”PM2.5格外困难？邵敏教授认为，困难首先就在于我国“短时间内集中爆发的多种污染源”，有条件让PM2.5随时开花。
“历史上，欧美发达国家也曾出现过雾霾天气，比如1952年伦敦的‘烟雾事件’，美国上世纪40年代初开始出现的‘洛杉矶烟雾’等。但是，前者的‘元凶’是工厂和住户排出的燃煤烟尘，后者的‘元凶’多为汽车尾气，我们目前的大气污染，则是发达国家各个污染阶段的浓缩体。”
邵敏教授告诉记者，在发达国家，基本上是在解决了煤炭燃烧物的污染问题之后，才出现机动车尾气问题，然后又出现其他有机污染问题。“这些气候变化的问题，是一个接一个地发现、解决的。”
“但我国的城市化速度和经济发展速度实在太快，发达国家100多年的路，我们用差不多二三十年就走完了。因此，污染的问题也在极短时间内集中爆发出来。煤燃烧及其相关的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甚至还在有所发展时，就又出现了其他问题。”邵敏教授认为，由此形成的各种污染交织在一起的现象，为PM2.5的大量滋生提供了温床。
在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张远航教授看来，这意味着，要控制PM2.5，不仅要控制单一的污染物，更要对各种污染物之间的“关联”进行协同控制。这无论在设备、技术还是人力上，对中国都将是一场持久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