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叫杀富济贫，现在叫杀贪济勇”
“我没打算天天去推这件事。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去推，那可能需要13亿年；如果有更多的人站出来，我就可以轻松一点。”相比10年前那个血气方刚、状告春运涨价的李劲松，现在的他显得幽默“圆滑”了不少。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而且我也是力所能及，所以我一直关心这方面的事情。”李劲松坦言，自己的同道中人并不多，做这种事还是有些风险的。
“当初有一位朋友，很早就举报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的弟弟倒票，牟利3000多万。他屡次检举屡次被报复，甚至被砍伤。”
李劲松说，这位朋友为了告倒贪官付出了代价，但是却没有什么收益。
所以，他总是重复一句话：“我只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做了一件利国利民又不损己的事情。”
“这次中央部委‘三公’公开的效果是比较好的。最高决策层面有温总理，而我则是底层的公民，这样的良性互动产生了积极的效果，有效遏制了‘三公’消费里的腐败。”
但李劲松知道，这次他只是“碰巧赶上了”，因此他希望有更多的人以不损害自己的方式参与到“三公”监督中来。如果有可能，他希望国家能给予检举人一定的奖励。
李劲松举例说，比如孩子家长监督教育局，饭馆员工监督周围的公车，员工监督老板是否与官员做交易，做生意的监督税务局、工商局，开出租的监督交通管理局……如果国家有一个激励机制，那效果会更好一些。比如美国，会对违法者处以其违法所得收入一倍以上的罚金，而举报的公民将得到10%罚没金的奖励。
“以前叫杀富济贫，现在应该叫杀贪济勇。”李劲松说，腐败是让坏人做了坏事并获得收益，并鼓励他们做更多坏事，打击好人。而一个合理的社会制度应该是让好人做了好事获得收益，并鼓励他们继续做更多好事。
但李劲松发现，目前我国对检举揭发有功的人员，最高只奖励10万元。对于主持正义的人们付出的代价来说，这点补偿微乎其微。
“假如我还是一个人干，明年，我将按照自己的方式和计划继续推进。我的计划已经确定了，重庆、北京、上海加上广州，从这四个地区里挑一个区、一个街道或者一个部门，持续监督和关注。”(记者 张榕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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