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江苏医院艾滋谣言调查：医院声明未能阻止传播

　　很不喜欢时下一种论调，就是喜欢为某种恶寻找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和道义上的理由，把简单的道德问题复杂化和模糊化。不去对事件本身的是非善恶进行清晰判断，而去对其后的“道义理由”进行过度的强调和过度的阐释，喧宾夺主地掩饰了舆论对那种恶的关注，稀释了社会对恶的厌恶程度，甚至使恶获得了一种正当存在的理由。

　　比如，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对困扰江苏省人民医院的一则传言进行了调查：传闻称该医院一名医生婚前体检时查出感染艾滋病病毒，牵出一名女医药代表，然后又牵出包括科室主任在内的一串医生，且都与这名医药代表有染，医院潜规则瞬间毁掉省人民医院4把主刀手——而记者调查发现这交织着美女、贿赂、性丑闻的传闻纯粹是一则谣言，造谣者已被警方拘留。(《中国青年报》5月27日)

　　造谣就造谣，无中生有地造谣是不道德和违法的。舆论，首先应有的是对造谣者的谴责，对网络造假的批评，和对网络假新闻传播链条和网络舆论生态的反思。

　　可是，我没有看到这样对造谣本身的不道德进行批评的评论。在评论家的分析和网友的跟帖中反而充斥着这样的逻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谣言产生呢？为什么人们会轻易相信这样的谣言呢？为什么人们不相信医院的辟谣呢？谣言产生的社会根基、传播心理和反映出的社会镜像是什么？当然了，他们有一套可以用在许多类似话题上的标准答案：所以会有谣言产生，说明社会真实存在这样的事件。人们所以相信了，是因为谣言反映了当下的医药现状和潜规则。因为医院已经失去了公信力，所以人们不相信他们的辟谣。

　　在这种看似深刻的分析中，造谣道德与否本身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何以会出现这种谣言。在这样的分析中，造谣本身的恶被消解掉了，造谣似乎获得了一种道义上的正当性。网民无中生有地造谣的问题，在多数人的舆论优势中被偷换成：医疗体制是如此之恶，医疗行业是如此之恶，医院是如此之恶。潜台词是：造谣是正当的。

　　常常有人感慨当下中国许多方面的道德日益沦落，人们的是非感越来越模糊，对善恶的判断越来越缺乏清晰的认知——何以至此？与这种思维密切相关：喜欢为某种恶寻找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和道义上的理由，喜欢对其后的“道义理由”进行过度的强调和过度的阐释，喜欢把什么恶的问题都归咎或还原到某种抽象的体制上，久而久之，是非善恶的判断标准模糊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自然会下降。

　　农民工杀人，会说这是被丑恶的包工头所逼。穷人抢劫，会说这是被贫穷所逼。农民将母亲的尸体沉入水中，会说这是被昂贵的医药费和天价的丧葬费所逼。就拿网络造谣和诽谤来说，混乱的网络舆论生态中经常会曝出这样的丑闻，可与此次艾滋传闻差不多的是，造谣很少受到谴责，铺天盖地的往往都是为造谣辩护或者是集体对造谣保持沉默。为什么呢？因为“网友”属于我们这一边，因为我们都在“谣言的传播”中扮演了可耻的角色，因为“谣言中伤的对象”是我们所痛恨的人。所以，站在这种利益立场上，我们竭力为那些“看起来对我们有益”、“或者符合我们情感”的恶进行辩护，把脏水往体制上推，把问题都归咎于社会。

　　正是这种貌似客观的逻辑、模糊的道德规范，滋长了许多恶行。所以，面对这种被各种理论和流派、各种利益和企图、各种理由和借口搞得混乱的道德哲学，我呼吁一种简单的、还原的道德理论，它是什么就是什么，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要把简单的道德问题复杂化和模糊化。

　　就拿这次的艾滋谣言事件来说，不要去故作高深地分析什么“谣言何以产生”了，谣言就是谣言，它是违法和不道德的，不要作过多的阐释。我害怕这种阐释，会成为多数人为自身的恶进行辩护的借口，从而滋长一种恶行。(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