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最近山西大同大学的教职工们迎来了十年一遇的集资分房的好事，但由于僧多粥少，为分房明争暗斗的事也悄悄地在网上流传开来。多个网站流传该校有60多对教工夫妇为了分两套房，突击“假离婚”。而校方已证实并公布了15对离婚者的信息。(据7月14日《广州日报》)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在同一所学校里，出现如此密集的婚变，怎么看都不是正常现象。通过离婚获得分房、生育、拆迁补偿等利益的报道，早已是屡见不鲜。这样的丑剧一再上演，不但折射出利益相关人的道德缺失，更暴露了相关法规制度存在明显的漏洞。

　　市场经济中人人都是市场理性人，都想谋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望房兴叹”的今天，面对集资建房的福利，如果能多分到一套房子，其获得的市场差价可能相当于半辈子的积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简单地用道德和诚信去评价假离婚者，因为这并不证明这些教工的素质比其他人低劣。

　　对于大同大学出现的“分房拆婚”现象，我们需要更多地从法规制度的层面找原因。如果学校事前作过充分调研，在确定分房方案时让假离婚者无机可乘，无利可图，甚至得不偿失，想来也不会有那么多人争相离婚。

　　一个道德良好的社会，必是一个法规健全的社会，反之亦然。法律制度是桶，人的道德是水，“水桶理论”同样适用于法规和道德，一旦某一块木板短缺，里面的水就会从这里漏掉。这是人的本能使然，而弥补它的方法，惟有提高法规制度的“高度”这一条路——这是大同大学“分房拆婚”现象给我们带来的更为深层次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