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元=600个馒头

　　夫妻俩人每月扣30元工资买回国库券，生活更加紧张了。韩淑荣在饭店里上班，她很自然地将30元钱换算成了她熟悉的东西：“1982年，这就是600个馒头或者160斤白面。”当然，对于刚有孩子的他们来说，还有另一种更直接的换算方法，那更是儿子褚超两个月的牛奶钱。

　　韩淑荣经常要5点上早班，夜里11点下晚班，这种时间点，她没法自己给孩子喂奶。她狠了狠心，早早吃了回奶剂，褚超从小没喝过妈妈一口奶。

　　韩淑荣总是笑着讲述生活里的一切困难，只是每每提起儿子，她就会抹泪，韩淑荣觉得没有照顾好褚超。

　　她算了一笔账：她和褚连峰的工资一共74块钱，每月扣去褚超15块6的奶钱，再刨去给爸爸的10块生活费，还剩下48块钱，现在俩人每月还要再扣30块的国库券钱，每个月，只剩下18块钱。就算加上点奖金，一个月的生活费，也就不到25块！

　　国库券连扣8个月，“剩不下，一分都剩不下！”说起那几个月，韩淑荣摆摆手说。小孩补充营养的“糕干粉”，有9毛8一斤的，有6毛8一斤的，韩淑荣从没敢买贵的。

　　此外还会给孩子买点白糖、橘子汁，家里交交水电费、买些煤，一个月紧紧巴巴。手上没有闲钱，谁都不敢生病。

　　眼看着家里的国库券越积越多，但是不能用，韩淑荣因为没钱抹过泪，还和褚连峰吵过架。

　　10元国库券买了件毛衣

　　当时，国家规定，国库券不得当做货币流通、不得自由买卖。国库券在韩淑荣眼里，换不来吃的喝的，她随手把这240块国库券放进抽屉里。

　　1985年的春节晚会上，明星们穿着大泡泡袖的衣服唱歌，很快引起不少爱美的女人们注意，韩淑荣也想有件这样的衣服。

　　韩淑荣后来还真有这么一件，这是她用国库券置办的唯一一件衣服。有天，有个大妈拎着一大手提包毛衣，在饭店门口卖，有10块钱一件儿的，也有15块钱一件儿的，这可是半个月的工资，谁也舍不得。一个姐们去商店看过，说这种长毛毛儿的毛衣都要上百，好不容易有这个样的毛衣，要不咱们一人买一件吧。

　　“人家卖毛衣的说，你们可以使国库券。当时一听，我们那个高兴啊”，那个时候谁家都有国库券，韩淑荣就拉着人家说：“大妈，您明天千万得来，我们一定买。”

　　第二天，姐妹们一人拿两张国库券，一人买了一件儿。“是马海毛的，前面有大亮片儿，开衫儿，这里还是大泡泡袖，特流行。”韩淑荣兴奋地边说边比划。“你说要真使10块钱，我可绝对舍不得买。”因为花的是国库券，她反而觉得是占多大便宜一般。

　　没吃着利息，一点不后悔

　　没过几年，时常就能看到在马路中间已经有人骑着自行车，立个手写的牌子走街串巷“收国库券”，韩淑荣老实，她怕出事儿，没敢去卖。

　　后来褚连峰的一个同事把全单位100多人的国库券都收了，在这之前，褚连峰的爸爸把他们兄弟姐妹的国库券也原价收走。

　　韩淑荣知道他们收国库券是为了吃利息，但是直到现在，她一点也不后悔。“我就觉得，国库券放我这里没有用，他们收走了，还救了我的急。”这就是生活。面对关于“换来的230元干了什么”的问题，韩淑荣想了又想，她看看褚连峰。褚连峰说：“啥也没买。”韩淑荣接过话茬：“都搭在日子里了。”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库券不再叫国库券了，大家都改叫国债，而且它不再像当年那样被当成累赘，反而成了一种时髦的投资理财产品。不少人主动到银行里购买。有些老年人还通宵在银行里排队。

　　不过，除了当初被扣过工资买国库券外，韩淑荣再也没碰到过国库券，主要是因为家里没什么闲钱，做过几次小生意却赔了不少钱，再加上丈夫患上了淋巴瘤，家里实在没有闲钱。

　　后来，儿子大学毕业后，在一家证券公司工作，也说过要炒股什么的。韩淑荣有些熟人炒股，有赚的有赔的，有人开心也有人不开心。

　　这些韩淑荣看得很淡，没怎么动心，因为她觉得，平平淡淡地过日子，丈夫身体能好起来，儿子工作好好的，这就足够了。

　　记者 吴鹏 (老照片为翻拍)

　　家庭相册

　　我家事儿

　　1976年

　　我从通州郊区插队回到北京。

　　1981年

　　结婚、举办了婚礼。

　　1982年

　　儿子褚超出生。

　　1985年

　　我们从平房搬到了褚连峰单位的楼房，这也是我们第一次住楼房，是合居房。

　　1992年

　　褚连峰辞职下海，不仅积蓄赔了进去，还欠了几千元债。

　　1994年

　　褚连峰被查出患了淋巴瘤。

　　2004年

　　十年里，褚连峰做了三次手术，两次放疗。身体逐渐康复。

　　2008年

　　我们申请下了经济适用房。在宋家庄，67平米，亲戚帮忙凑齐了首付。儿子参加工作。

　　老物件儿

　　录像机

　　1987年，褚连峰托人从韩国带回来一个录像机，花了3100块钱，在当时来说绝对是奢侈品。韩淑荣老不乐意了，觉得浪费。录像机很结实，虽然现在已经不再用了，但是还一直留作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