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不出事，一般就是一个新闻贫矿，他们有的只是考察、看望、讲话之类的例行公事。而官员一旦出事，就成为一座媒体竞逐的新闻富矿，其受贿统计、风流韵事、官场人脉之类，就成了全国人民都知道的“腐败传奇”。

　　例子不胜枚举，重庆前打黑英雄文强为我们提供了最新个案。文强早年是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不为当地民众熟知，十年前破获“杀人魔王”张君重案，成为重庆名人，但之后还是从新闻媒体上销声匿迹。去年夏天，文强作为重庆最大黑保护伞被抓，从此一跃而成为全国性新闻人物，各地媒体“吃”上了他，迄今已历半年之久。

　　现在，文强正在接受审判，媒体记者云集重庆，报道连篇累牍。文强如何玩女人，收受了哪些人的贿赂，他的官场人脉，全被媒体翻了个底朝天。视觉材料也极大地丰富起来，他喜欢的女人，他收受的象牙雕刻、古董字画、名烟名酒，他的山中别墅，藏在塘底的成堆百元大钞，都被毫无保留地展示在大众面前。在特定官员身上，信息爆炸发生了。

　　官员落马前后，为什么存在如此巨大的信息落差，值得我们深思。出现信息反差，乍看起来合情合理。再大的官，其日常工作也如日月之行、阴阳之变，不足为奇。一旦腐败堕落，自然就有很多腐化堕落的事迹，令媒体和受众兴致盎然。但官员的腐败传奇并非发生在落马的瞬间，而恰恰是在他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日子里，媒体却没有第一时间“客观报道”。

　　媒体是社会肌体上的啄木鸟，但我们的媒体已经习惯了做新闻的二道贩子，他们喜欢拿着纪检机关的调查材料，或者循着检察院的起诉书，向公众转述官员的“腐败传奇”。官方不调查，媒体也不挖掘，他们坐等官方“勘探报告”，以至天荒地老，大有失职之嫌。但倘无官方结论，媒体岂敢擅作主张？现实情况是，媒体没有被赋权去报道，否则就违反了有关纪律，面临真正的“问责”。媒体能够报道的，是被抓起来的文强，而不是担任重庆市司法局长或公安局副局长的文强。

　　现在新闻报道尺度很宽，看起来十分自由，有时候已经算得上“放言无忌”了。湖北枣阳市原市长尹冬桂2003年因受贿得罪，有媒体指控尹冬桂是“女张二江”，说她“霸占”男司机六年之久，后来尹冬桂将媒体告上法庭。文强落马后，“被他睡过”的12位女明星,也被媒体指名道姓。类似新闻是真是假，难以判断，似乎也少有人过问。官员的有关权利，随着官员落马，便让位于“新闻自由”了。

　　如果官员不落马，则反其道而行之。成克杰喜欢女人和钱，据说“全区人民都知道”，但没有媒体提及。原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人民政府参事雷亨顺最近披露，对文强的问题，历届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反映很多。可见也是公开的秘密，媒体无动于衷。官员坐在马上，其非职务性信息被屏蔽了，只能以坊间传闻、谣言形式传播。媒体这只啄木鸟，被分配的任务是只吃死虫、不捉活虫，基本上不问找虫之事。

　　官员落马后的信息爆炸，本身也证实了此前信息屏蔽的存在，这是使腐败演绎为“传奇”的社会条件之一。我们要做的其实很简单，就是让媒体“风闻调查”，据实以告，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官员落马的“前传”。(杨于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