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江西省委书记苏荣就丰城父子海南勇救落水少年撰写长篇手记，赞扬平民英雄。针对近段时间江西连续出现见义勇为、舍己救人的事迹，苏荣要求党员干部、组织人事部门的干部要向英雄模范们“真学，真做”。

　　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然而在当前也面临不少挑战。就在前不久，发生在重庆的“受益人出钱让见义勇为者告自己”的新闻，更将见义勇为面临的困境摆在人们面前。事情并不复杂：名为邓浩的重庆市民协助一母女制止偷车歹徒，在这个过程中，邓浩被车拖出70多米远，经诊断，为9级伤残。交警认定，邓浩有关医治费用应在交强险中计算。然而，保险公司却拒赔，邓浩没钱打官司，后由受益车主掏出3900元，支付了律师费和法院诉讼费，让邓浩来告自己和保险公司。

　　就个案来说，从民法上分析，见义勇为属于无因管理中的一种特殊情形，邓浩作为管理人有权起诉受益人，法院应该作出赔偿判决，但被告又确实无力支付，使得生效判决不能履行。于是，尴尬的局面出现。此案经媒体报道后，可能会出现好心人捐献，帮助邓浩渡过难关。但此乃非常态化的一时之策。我认为，从个案说开，对见义勇为最有效的保障应是建立见义勇为案件的国家补偿责任机制，当受益人确实不能支付管理人的相关费用时，由国家先行补偿。

　　首先，国家是见义勇为的受益者。由于见义勇为者的主动行为，社会秩序得到了相应的维护。而且见义勇为者实际上是在替国家履行一定的职能，他们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参加抢险救灾和英勇救人等行为，实质上是尽了政府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责。不仅如此，因为时间、地点等因素阻碍政府不可能总能及时进行社会管理，假若坐等国家有关部门出现会错失良机甚至因为延误而造成重大损失(特别是火灾、车祸、落水事故中)。见义勇为者为了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付出沉重代价，就是由于他们的高尚举动国家和政府没有付出任何代价而受益，当直接受益人不能对管理人进行赔偿的客观情况下，国家不承担补偿责任意味着国家和社会单方受益却让见义勇为者独自承担不利后果，这分明属于“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显然不公平并有悖于情理和法理。

　　其次，国家承担补偿责任有利于社会主义道德弘扬。见义勇为行为在精神、道德方面具有高尚性，是国家和社会高度赞扬和推崇的行为。在国家对公民的教育中，一直是提倡见义勇为，而且设立见义勇为基金并进行奖励也是基于同一出发点。见义勇为者具有可贵的勇敢品质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主动出手相助与国家和社会立场是一致的，因此国家就要表达出积极的态度，表现在除了授予见义勇为称号外，还应承担国家补偿责任。这是国家代表整个社会对见义勇为者的一种应有的尊重。否则，就会客观上使英雄们陷入流血又流泪、“光荣一阵子而痛苦一辈子”的困境，生活中势必出现颇为无奈的场景———见义勇为者硬着头皮上门索要、受益人真的有心无力，本来是好事一桩没准儿却能反目成仇。面对家人的责怪、他人的不解和社会的冷漠，久而久之，谁还愿意为了与自己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事务再热心地充当见义勇为者？本想见义而勇为的人也会思左想右、瞻前顾后的。到头来，社会正义难伸、民风衰败，我们每一个人很可能成为良心和制度失衡的受害者，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总的来说，包括重庆市“受益人出钱让见义勇为者告自己”在内的诸多相关新闻，真正拷问的是我国目前的见义勇为制度。近几年虽然有些地方加大了见义勇为的表彰，昆明对见义勇为者和奖励力度(如昆明对见义勇为者给予10万元的最高奖励，南京的见义勇为者可享工伤保险，湖南长沙市雨花区对因见义勇为牺牲、伤残和丧失劳动能力者比照革命军人优抚政策和安排落实优抚措施)，但仍不能有效应对见义勇为案件中出现的特殊情况。见义勇为者为国家和社会公益蒙受了特别牺牲，这种牺牲除了应由民法上的受益人负担外，必要时须按公共负担平等原则由国家予以补偿———从公众的税收(国库)中支付。有理由相信，国家补偿责任机制的及时建立将和已有的相关制度一起，更好地推动我们的社会向善发展。史彤彪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