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第二回说道,贾雨村在扬州城外酒肆喝酒时,碰到了老熟人冷子兴,聊起荣府贾政之子贾宝玉的诸般“劣迹”:抓阄时不取墨笔砚,单抓脂粉钗环;竟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冷子兴一锤定音地说:“将来色鬼无疑了!”而贾雨村则不这么看。他说:“天地生人,除去大仁大恶两种,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挠乱天下。”而贾宝玉这样的人,则非大仁大恶,其聪俊灵秀在万万人之上,而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这种人,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生于薄祚寒门必为奇优名倡。贾雨村此番宏论以天地之气为依据,自然是荒诞不经得很。不过,他关于大仁大恶以及时运的说法,倒是颇有几分道理。
中国自古就有性恶性善之争。《三字经》开篇第一句就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孟子也说:“人之性善。”而荀子却针锋相对地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性善论者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因为后天生存环境的不同而受到影响,所以才会发生变异;而性恶论者则认为人天生就有恶的本性,因此要在后天通过教育、法制等等手段加以矫正,以弃恶向善。在我看来,这样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也注定没有一个结果。
其实,中国传统哲学已经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产生和存在的,有阴就有阳,有恶就有善。人性也是如此,既没有至纯之善,也没有十足之恶,而是性如璞玉,善恶一体。之所以在人的身上表现出善恶之分,有时候这种区别还有天壤之别,往小里说,与一个人的生存境遇、所接受的教育相关,往大里说,与整个社会环境——也即贾雨村所说之“运”与“劫”密不可分。确实,现在这个社会,人们的心眼越来越多,社会上尔虞我诈的丑恶现象也很普遍,似乎人性比那个时代要恶得多。其实未必。不同年代有不同表现而已。
回到贾宝玉身上,自小感受的不是一个家族兴旺向上时的积极进取氛围,而是有败落之兆时的纸醉金迷和浑浑噩噩。因为无“运”可资,所以难成大仁之人;因为“劫”数未临,所以也不会成为大奸大恶之徒。于是,在锦衣玉食的生活中,放任性情,成就了一代情痴情种。其实,相比“治世”、“危世”这样两种极端的社会环境,个人觉得还是生活在盛平之世做一辈子俗人为好。因为如我平凡之辈,既无凌云壮志,也无奸邪之欲,有一份既喜欢做、又能养家糊口的差事,有条件实现人生的基本需求,比如亲情、友情、爱情,足矣。当然,有条件的话,做一个贾宝玉那样的情痴情种,或者是嵇康、陶渊明那样的逸士高人,就更是不枉此生了。
(摘自大公报 作者:卢荻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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