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革命之产生因外力入侵、清廷腐败、无力肆应，终刺激国人起而反满。并以孙中山为首，组织兴中会、同盟会等革命团体，联络海内外华人，透过武装起义，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然而，革命领袖及革命思想的酝酿，最初与基督教入华有密切的关系。
基督教自1807年由英国伦敦传道会马礼逊首度来华传教后，除以口头宣教外，更借助教育、医疗、出版及慈惠以推动宣教的事工。西方文化因而引入，并逐渐引起国人的注意。至鸦片战争(1839-1842)后，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基督教传教士相继来港开教，并使香港成为清季西学之摇篮。那时伦敦传道会将其传教总部由马六甲迁至香港，并在中环、上环、湾仔一带传教。最初于士丹顿街及伊利近街交界成立传教总部，继而开办英华书院、设立印刷所、出版香港首份中文报纸《遐迩贯珍》，并建议港府成立第一间英文中学─中央书院(即现今的皇仁书院)。更于荷李活道成立华人教会──道济会堂(即现今的合一堂)，并于其旁边兴建由会友何启捐献而成的雅丽氏纪念医院(今那打素医院)，于院内开办香港西医书院(香港大学医学院前身)，从而使西方文化得以进入香港华人社会。
出生于香山翠亨村的孙中山，少年时移民夏威夷。并于当地英美教会所办的意奥兰尼学校及奥阿厚书院就读，渐对基督教信仰产生兴趣，后认识曾到中国传教的传教士芙兰谛文，希望受洗入教。其兄德彰以其信教有违传统，迫其辍学，重返故乡“补习国学”。然而，返乡后的孙中山，却与儿时好友陆皓东，一起破坏翠亨村乡民主祭神信仰北极殿的神像，引起轩然大波，被迫南下香港。
1883年底，孙中山南下香港，其初入学拔萃书室，继而转学到中央书院。期间认识美部会传教士喜嘉理，遂与陆皓东先后受洗，加入教会，并成为基督徒。其后倡导革命的思想与其追随者，亦多与教会有关。
1886年中央书院毕业后，在喜嘉理推荐下，孙中山到广州博济医院就读医科，认识同学郑士良，亦为教徒。并由该院医师尹文楷介绍，从而认识伦敦传道会传道区凤墀，并拜区氏为师，改名“逸仙”，此为孙氏闻名于世的名字。翌年，在区氏建议下，孙氏重返香港，入学何启所倡办的香港西医书院，成为第一届学生，毕业时成绩优异，名列前茅。孙氏日后自谓在港五年之医学专业培训，为其一生最欢乐的时光。在西医书院习医时期，受教于何启，获得思想启迪。并于道济会堂参加主日崇拜，与会牧王煜初过从最密，“互相研讨耶稣与革命思想”。
上述区凤墀、何启、王煜初三人，由于出身教会，得习西学，认识西方文化之优长，相继主张中国改革及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与制度。其中，何启最为重要，与其好友胡礼垣自19世纪80年代起，先后发表改革言论，力主清廷行君主立宪及发展近代工商企业，并出版《新政真诠》一书，深受康有为、梁启超维新派的重视。何、胡二人遂成为晚清著名的改革思想家，而孙中山的革新思想亦由此而积蕴。
此外，孙中山与同学亦为教徒的陈少白、关景良，最为友好。并与同乡杨鹤龄及其同学尢列深交。孙、陈、尢、杨四人时相聚会于歌赋街杨耀记，言谈反清，自称四大寇。与此同时，孙中山经尢列介绍而认识辅仁文社社长杨衢云，该社乃杨氏与其好友谢缵泰等16人所创立，是一个为敦品修学，爱国自励，亦主张改革而倡导的西学社团。杨、谢二人同为教徒。
上述孙中山“四大寇”及杨衢云“辅仁文社”成员，大多于香港接受英式教育及具有教会背景，堪称为香港早期的中英双语精英。身处香港较为先进的城市生活下，目睹祖国的落后，以至对外战争的失败，由然而生爱国思念及改革主张。以孙中山为例，在西医书院研习时期，鉴于中国以农立国，遂凭借其于西医书院研习的植物学、化学知识，提出学习西方农业技术的农业改良主张。继而于1894年撰写《上李鸿章书》，提出“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改革主张，可惜李鸿章忙于中日甲午战争，无暇理会。随着甲午战争日胜中败，清廷威望一落千丈。孙中山自谓，于中法越南战争时，“始决志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至此，对清廷完全失望。他于1894年重返夏威夷，起而联络当地华侨，并赖何宽、李昌及宋居仁等华侨基督徒的支持，于11月24日创设兴中会。翌年返回香港，联络区凤墀、陈少白、陆皓东、郑士良等人，联合杨衢云之辅仁文社，于2月21日于士丹顿街13号合创兴中会总会，同年，并策动乙未广州之役，从此走上革命之不归路。
19世纪初基督教来华，引入西方文化而形成新思想，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前有洪秀全利用基督教教义创设“拜上帝会”，引发太平天国运动。继有孙中山与其师友，在传教事业机构中，习识西学及革新思想，终于在列强入侵及清廷无能的时势下，策动革命。
(摘自香港《文汇报》 文/李金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