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讷言敏行”梅贻琦

　　“所谓大学，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这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留下的经典名言，常挂在文人学者的嘴边，我们可能这样认为，梅贻琦是能言善辩、口若悬河的大学者，而实际上，梅贻琦是一个“寡言君子”。

　　当年，西南联大校园内曾流传一首打油诗，其中两句：“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可是不见得”，调侃时任西南联大校长的梅贻琦，于是，人们有了这样的印象，梅贻琦语气隐忍，甚至略显“木讷”。其实也不尽然，是看在什么场合，清华校友、抗战时曾任经济部次长的张静愚曾说：“凡是和梅校长接触过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无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他都不肯轻易发言，甚至与友好或知己相处，也是慎于发言。但当某种场合，势非有他发言不可，则又能款款而谈，畅达己意，而且言中有物，风趣横生。”

　　清华师生经常接触梅校长，注意到他开会很少说话，如果非要他报告或讨论，言语总是条理分明，把握重点，在许多人争辩不休时，他常能一言解纷。熟悉他的朋友也认为，梅贻琦平时不茍言笑，却极富幽默感和人情味，有时偶发一语，隽永深长耐人回味。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女士曾说：“月涵(梅字)与元任都有慢吞吞的诙谐习惯。”叶公超也曾回忆说：“我认识的人里头，说话最慢最少的人，就是他(梅贻琦)和赵侔两个人。”

　　人们将梅贻琦常用不确定语气的习惯归结他办事严谨的特性。陈寅恪曾称赞道：“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贻琦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梅贻琦一九三一年十月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就职演说没有放言高论，相当低调，平时多听少说，审慎行事，不轻易表态，以至性急的人误解他“优柔寡断，不负责任”，而数年下来，清华稳定了局面，增设了工学院，充实了师资，声名鹊起，和北大比肩而立。长期担任清华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认为，梅贻琦自有一套做校长的本领。

　　一九三八年春，梅贻琦到昆明，任西南联大校长，建校初期，正值抗战，条件艰苦，环境困难，梅贻琦心情凄苦，言语上多有顾虑和不确定性，故而有那首打油诗的揶揄，梅贻琦虽然言语上忍而不发，但绝不影响办事的效果，待稍稍稳定后，梅贻琦一改往昔做派，常常果断裁决，不拖泥带水，工作效率极高，在战时艰苦的环境下，善于处理各种矛盾，在西南一隅的昆明强力支撑，维系西南联大这一名校，直到一九四六年九月辞别春城，回到北京，继续任清华大学校长。

　　梅贻琦在西南联大生活工作了将近九年，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承担常人难以承受的负担和压力，他自己曾坦言是其一生最艰难的一段岁月。但梅贻琦作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他力营造宽松自由的学习、学术环境，曾在西南联大做了七年学生的何兆武回忆说：“我做学生的时候，各个老师教的不一样，各个学校(文、理、法、工等学院)也不同，有很大的自由度”，“我觉得这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见解”，“我们那时候的学生可真是自由，喜欢的课可以随便去听，不喜欢的也可以不去”；延揽了一批名教授，吴有训、叶企孙、周培源、吴大猷、华罗庚、陈省身、杨武之(杨振宁之父)、姚从吾、钱思亮、毛子水、刘崇鋐、陈寅恪、钱穆、朱自清、钱锺书、闻一多、沈从文、吴宓、金岳霖、郑天挺、冯友兰、刘文典、皮名举、卞之琳等；培养和积蓄了大批优秀人才，其中包括李政道、杨振宁、张守廉、黄昆、屠守锷、邹承鲁、郭永怀、陈芳允、王希季、朱光亚、邓稼先、汪曾祺等。

　　(摘编自香港《大公报》 文/王诵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