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7月18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18日刊文说，今年央行先后6次提高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3次加息的背景下，这样的经济高增速反映出中国经济的韧性。目前，中国庞大的经济体正处于平稳放缓的阶段，目前的风险不在于“硬着陆”或者经济突然放缓，而在于错失了这个调结构、促转型的最佳时机。
文章摘编如下：
中国国内外的经济学家很少看法如此一致——在上周中国第二季宏观经济数据出台后，各金融机构发出的报告与专家分析都普遍排除了此前部分人士言之凿凿的，中国经济有可能“硬着陆”风险。
这说明，上半年在政府宏观调控与中国内生动力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经济发展的答卷确实不错。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9.6%(其中第一季增长9.7%，第二季度放缓到9.5%)，6月份工业增加值增长达到15.1%，是近一年来的最快增速，表明增长的质量较高。
统计局官员上周在发布会上，针对第二季度经济放缓婉言解释称：“放慢一下脚步是为了以后跑得更好”，似在安抚公众。但在经济学界，专家们更多是为了经济稳定减速而叫好。
建立在前几年货币超发与房地产泡沫基础上的经济增长，有必要适度减速。何况9.6%的增长率已经很高了，放在当前的全球环境里，可谓傲视群雄。上周一个新加坡同事到访北京，随意在商场里逛逛，就不由感叹：中国经济真强劲。
今年央行先后6次提高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3次加息的背景下，这样的经济高增速反映出中国经济的韧性。回想过去几年，2006年与2007年中国经济在双位数增长下“过热”危险四伏；金融危机后增长急转直下，政府不得不启动“保八”(保住8%经济增长率)奋战。今天，庞大的经济体好不容易来到平稳放缓的阶段，目前的风险不在于“硬着陆”或者经济突然放缓，而在于错失了这个调结构、促转型的最佳时机。
全国人大今年审议通过的第十二个五年经济社会规划里，确定了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线”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据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多次指出，中国在1980年代初就提出把经济发展转到以消费提高为基础的轨道上去，到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时，正式提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至今20多年过去了，发展方式还是没有转过来。
中国对外需与投资驱动型的旧增长模式的依赖迟迟转不过来，按照吴敬琏的分析，深层原因是转变遇到了“体制障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许多麻烦，但也有好处，其一是更巩固了领导层调控经济的信心，更重要的是让体制内形成转变发展方式的共识。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上周在陕西考察时强调，要“坚持宏观调控的基本取向不变”。几天后，国务院声明要“坚持调控方向不动摇、调控力度不放松”，并要求房价上涨过快的二三线城市也要执行限购政策。这说明，政府决心让经济继续平稳放缓，使货币供应量逐渐缩减，打压地方政府过度开支，淘汰企业落后产能，同时挤压房地产泡沫。
这都是良好的信号。然而，涉及“体制障碍”的深层改革，至今未见破题，而体制改革却是转型必要条件。例如当前中国一方面隐藏流动性过剩问题，另一方面中小企业融资难，民间借贷利率飚高，就凸显出中国推进利率市场化，使银行利率与市场利率并轨的迫切性。
上半年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在亮丽中也有隐忧。统计局上周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7.5%，投资的贡献率为53.2%，货物和服务进出口的贡献率为负0.7%。对比第一季度，消费、投资与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60.3%，44.1%和负4.4%。两者比较起来，消费在第二季度有所放缓。
这显然不是经济转型要达到的目的，也说明改革确实是躲不开、绕不过。好消息是，现在是调结构与促改革的最佳时期；坏消息是，每当外在压力减缓，一些决策可能会偏向保守，倘若如此，那这次期待已久的改革良机，也可能未发挥关键作用，就流失了。(韩咏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