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7月22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22日刊文说，穆铁柱、姚明是两个不同时代的中国篮球中锋，两种迥然不同的人生际遇，反映了中国运动员伴随国家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同时，也在思想和操作上发生了变化。体育商业化可为竞技性体育带来了巨大效益，商业化的中国体育可为制造富豪带来动力。
文章摘编如下：
中国“移动长城”姚明在家乡上海正式宣布退役，成了各大即时新闻网站的头条新闻，中央电视台还特地做了五小时的直播节目。
从“被退役”延烧到“宣布退役”，姚明不再打球的消息继续轰动全中国上下，可见这位篮球明星已跨越篮球范畴、跨越体育范畴，成了中国国家名片的一张脸，成了中国软实力的代言人，更成为又一中国体育商业化后的经典代表。
媒体突出报道他在球坛上的成就、他闯入NBA的“壮举”、他搭起中国与美国甚至世界的桥梁、他左脚踝的26根钢钉，他走下台后用纸巾擦拭着双眼等等。在众多不舍与赞叹声中，一个不会被忽略的角度是，“明王朝”日后是否依然财源滚滚。
看着大个子的姚明宣布退役，我想起了上世纪70、80年代中国名噪一时的中锋穆铁柱。上网搜寻有关他的信息，发现他在2008年因心脏病逝世了。
若比身高，2.28米的穆铁柱其实胜过姚明0.02米，但要比名气和身价，姚明远超过前辈几千倍。
中国媒体算了一笔账，姚明从2002年到2010年的9年间，聚集了超过20亿人民币的财富，他的商业合同总值高达1.5亿美元，包括锐步、可口可乐、苹果电脑、中国人寿、麦当劳、VISA等品牌，每年的代言收入约为2100万美元。至于穆铁柱的月薪，媒体报道的是，80年代每个月60块人民币。
两个不同时代的中国篮球中锋，两种迥然不同的人生际遇，反映了中国运动员伴随国家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同时，也在思想和操作上发生了变化。体育商业化可为竞技性体育带来了巨大效益，商业化的中国体育可为制造富豪带来动力。
《北京日报》的一篇报道就曾指出，计划经济时期，竞技体育仅仅是国家的事情，与社会资本基本没有关系。体育被打上了很深的政治烙印，被认为是纯消费的部门。竞技体育投入的是物质，产出的是精神。运动员就是一种国有资产，收入就是拿工资和津贴。这种观念直到改革开发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才发生了改变。
举国体制造就了运动员的实力和耐力，市场机制提供了职业运动员拼搏和成名的诱因。出世于1980年的姚明生得逢时，他几乎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成长，也得益于传统与现代两种机制。凭着自身实力和幽默感，加上商业化行销手法的宣传和传播，姚明被塑造成商业价值很高的体育偶像。
就像中国30多年来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经历了“请进来”和“走出去”的阶段，姚明证明了以“个体户”式的职业球员身份走出去，可为自己赢得更大的舞台、更大的掌声，随之衍生出来的是为自己创造更大的财富，甚至组织自己的团队，以为他人创造更多获取财富的机会。
退役后的姚明将失去NBA的光环和曝光率，甚至是连带的广告收入，但他或许早已为自己事业转型铺路。他投资上海东方大鲨鱼，成了篮球队的老板；投资巨鲸音乐网，进军正版数码音乐的新媒体，还有购置房产、搞餐厅、搞慈善事业等等，正准备从个体户运动员“姚明”转身为民营企业的“姚老板” ，在另一形式上延续体育偶像的商业价值。
从月薪仅60块的穆铁柱到9年赚20亿人民币的姚明，从变节美国的胡娜到扬威法国的李娜，中国体坛的变化正是中国社会的缩影。穆铁柱与NBA无缘，胡娜没能在众人祝福下出国，但后来的姚明和李娜做到了。
一代人圆不了的梦，由下一代人去完成，时代变了，中国也在变。在某种程度上，中国运动员走出去、再走回来，从个体户变老板，都代表了中国社会在快速改变与循序进步中。(沈泽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