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墓

　　三苏父子在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为历代文人所尊崇，尤其是苏轼，更是成为宋代文化精神的化身。但是，相比起生前在文学上取得的显著成就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力，苏轼、苏辙兄弟的身后事，就多少显得有些黯淡。

　　苏轼晚年受累党争，屡遭贬谪，他59岁被贬至惠州，三年后又被贬至儋州，直到65岁才遇赦放还，于北归途中病死常州。苏轼死后，与兄长手足情深的苏辙辞官归居颖昌，闭门谢客，不与外界往来，即使是从家乡眉山来访的故旧乡亲，也很难与他会面交谈。就是在这种落寞孤单、悲伤恓惶之中，终日默坐的苏辙走过了他的人生最后十年。苏辙的儿子遵照父嘱，把苏辙和苏轼葬在了一起。元代的时候，“二苏坟”所在地河南郏县的地方官员拜谒苏坟，认为三苏父子的学问同出于一脉，应当“陟降左右”，以便于“精灵之往来”，遂于“二苏坟”旁另置苏洵的衣冠冢，使之成为了三苏墓。

　　苏氏兄弟把墓地选在了河南郏县，而不是故乡四川眉山，有很多说法，较为流行的观点是绍圣元年(1094年)，宋哲宗亲政以后，追贬司马光，苏轼也南迁英州，履新途中与弟弟苏辙于河南汝州相会。兄弟俩携手同游，见此地风光与家乡眉山极为相似，遂定为他日养老和埋骨之所。只不过，苏轼还没等到在此地颐养天年就客死途中，苏辙则在兄长死后，闲居颖昌终老，一来是遵照前约，二来离兄长之墓不远，可以时时祭扫，追思怀念。

　　苏氏兄弟的后人，也多有墓葬位列三苏墓旁。明末文学家周亮工在著作中记载，苏轼的长子苏迈、次子苏迨、侄子苏适都葬在苏轼墓旁，只是没有找到具体的墓葬；而苏辙墓的西边有四座没有名字的坟，仅在墓前列有一块石碑，上面记有苏家的四个媳妇和六个后人，名为苏簟、苏符、苏箕、苏钥、苏筌、苏筹，分别为苏轼的儿子苏迈、苏过，侄子苏适的后代。另在半里远处，有两座没有碑记的坟，数百年来，无人知是苏氏后人的墓葬。明代万历甲申(1584年)，有盗墓贼盗掘三苏墓，这两座相邻的坟也一并被掘，其中一座坟埋于土中的墓志铭被挖了出来，后经人证实，墓主是苏辙的长子苏迟的妻子梁氏，为宋状元颢之曾孙，与苏迟育有两子，名为苏简和苏策。郏县的地方官员从被盗掘的墓穴里，共收拾起两具头骨，三根小腿骨，其它的零散骨头三十六块，于两年后的清明节，在这些遗骸上加以衣冠，重葬入墓。

　　六十年后的顺治甲申(1644年)，李自成麾下部将吴宗圣再次盗掘三苏墓，却一无所获，最后将墓园周围的一百多棵古柏砍伐掠去。知县张笃行两年后再次修复三苏墓，重新种下大量树木，并于墓园西南处建起寺庙，名为广庆寺，前殿供佛，后为祠堂，祀三苏像，僧人礼佛之余，还兼有代守三苏墓之职。清人谈迁的《枣林杂俎》记录了一个颇为神异的故事：张笃行重修三苏墓后，某夜梦到苏轼派婢女来向他道谢，张问苏轼现于何处，婢女答曰：“临汝，至彼可相见也。”张笃行后来因事途经临汝，偶得苏轼墨迹一卷，于是深信，此为苏轼报答的结果。

　　嘉庆癸酉年(1814年)，河南遭遇大饥荒。守墓的僧人虽然拥有墓园旁的七顷田产，却无耕牛犁具耕作，田地全被抛荒，无以为食的僧人只得四处流徙。于是，饥民又打起了三苏墓的主意，他们拆毁房屋墓园，大肆砍伐周边的树木，三苏墓再次遭遇毁灭性的灾难。

　　直到道光三年(1823年)，河南学政吴巢松到临汝监考，听说了三苏墓被毁的事情，回去后就向巡抚程祖洛汇报，官员们捐资一千五百银子，另外又募集了数千银子，重修了三苏墓和三苏祠。但不幸的是，三苏墓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里，又几次遭遇浩劫，草木尽毁，满目荒芜。

　　南宋初年，流窜于赣闽粤数省的“虔寇”攻陷惠州，城内的民居官舍全被烧毁，唯独留下了苏轼的白鹤故居，贼寇头子谢达还率众重修六如亭，宰羊祭奠后方才离开。第二年，海盗进犯潮州，满城放火，海盗头子黎盛登上开元寺塔，居高俯视，见火烧至藏有苏轼书籍处，遂下令救火，附近的许多民居也因此得以躲过灾祸。匪贼之中也有崇敬苏轼、尊敬文化者，相比起来，那些惟财是图、使三苏父子九泉下也不得安宁的人，可不有愧乎？

　　(摘编自香港《文汇报》 文/青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