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拉贝画传》很好地延续、补充或修正了《拉贝日记》、《南京！南京！》中的“拉贝”形象。或许因为是画传的原因，图片几乎成了主角，有学徒年代和漫游年代的英俊的拉贝，有拉贝的画、诗、手稿，有老北京的巍峨雄伟与市民气息，有拉贝家族的家谱树形图，有日机轰炸南京、拉贝头戴钢盔工作、躲避在住房附近防空洞里的情景，有大屠杀中日本兵的杀人比赛，也有拉贝返回柏林后被逮捕因而不得不小心翼翼生活的照片，更有战争结束后，和从前苦难的中国人一样饱受挨饿滋味的镜头……那些黑白的或带彩的照片，真实地见证了约翰.拉贝一生。

　　而且，我相信它们并未因晨昏流逝而使人对二战侵略者，包括对此后一切有建立“纳粹”帝国野心的病狂者丧失警惕、稍稍松懈，那种血与泪的痛不仅将中国人撞成集体内伤，也曾是约翰.拉贝一辈子的心结。对于散碎的文字部分，也是为配合照片而设的，除了追叙他出生到学徒年代、返回德国后的生活，基本聚焦于1908—1938年他在中国的三十年生活，特别是南京大屠杀期间的生活、工作片段。

　　究其实，拉贝还只是一个普通人，虽然他以善良、仁爱、正直、公正和无畏再次阐释了有关“尊严”的定义，并由此转变为一个中国人眼中的英雄。《拉贝日记》(书、电影)的读者和观众，对约翰.拉贝在1937-1938年间以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主席身份救助约25万中国平民的事迹，已耳熟能详。

　　《约翰.拉贝画传》中补充了几个细节，使我们能更准确地完成对拉贝的评价。1938年返回柏林后，拉贝曾试图通过在柏林作报告，唤起人们对日本战争罪行的重视。他写信给阿道夫•希特勒，说“在此附上的是我所作报告的文稿，其目的不是为了公开发表，而是为了履行我对身在中国的朋友们许下的诺言，即向您通报南京的中国平民遭受的苦难”，他希望借此能对日本施加影响。

　　但他在信的最后说：“我将谨遵此项规定(指不得作报告、出书、放映有关日军南京暴行的影片)，因为我并无意和德国的政策以及德国当局唱反调”，同时他保证“坚定地追随和忠实于您(希特勒)”。

　　作为读者，我们之所以要挑出这段历史，纯粹出于客观，因为它确实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拉贝，纳粹党员，曾担任南京纳粹党临时负责人，如何给未来一个交代？

　　对此，拉贝在1945年5月31日这天的日记中，留下了几句话：“我们在海外的人从来没有接触到那些亲眼目睹冲锋队成员犯下暴行的证人。我们都是‘天真的理想主义者’，在我们的印象里，任何可怕的叙述都是谣传，纯粹是敌人的宣传，如同已经提到的，何况那时没有一个人肯承认自己曾亲眼目睹过所说的那些暴行。”

　　再对照埃尔温•维克特《约翰.拉贝——南京的德国好人》中的记叙，1934年，拉贝打算在南京建立一所学校，为了给学校争取必要的经费，于当年3月加入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纳粹”前身)，我们不难明白个中缘由。

　　这一点对客观评价拉贝非常重要，也就是说，拉贝在中国的作为代表了一部分普通的德国人——在德国土地上也这样，在“纳粹”的蛊惑下，许多普通人其实并不反对纳粹政府，“对或错，它是我的祖国”，约翰•拉贝乐意最大限度地躲在这个相当成问题的信条后面，以至在被盖世太保逮捕、“被体面地释放”后，严格遵守盖世太保的禁令，忍受着一切。

　　人性是复杂的，毫无疑问，是在面对异族苦难时所激发的人性挽救了“拉贝”们，使他们与真正的“纳粹”区别开来。在这个世界，人性不仅仅是一种原则，更是一种实践需要。

　　错误的信仰带来的最直接后果，犹如中国平民在二战中经历的无边苦难，约翰•拉贝在1945年战后被西门子公司辞退，一贫如洗，“纳粹”的身份如重压，盟国对他的“非纳粹化”认定暧昧难明，他患病，却每天必须工作12个小时，给俄国人拆卸和装运工业设备，为维持生计，只好用在中国购买的器具换取土豆。他像一个贱民，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约翰.拉贝画传》中记载，曾被他保护的南京居民开始对拉贝报恩：“自1948年6月到1949年，南京人民每月都给拉贝寄一包食品，以表达他们对拉贝在南京国际安全区所做的一切的衷心感谢之情。国民党政府还指出，如果拉贝愿意返回中国，将为他提供住房和终身养老金。”这就是人性换人性，因与果的内涵，它不畏暴力、救赎希望并时刻提醒后人。

　　(摘自香港《文汇报》 作者：黄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