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月11日电 香港《文汇报》日前刊文说，温家宝总理去年底接受媒体专访时提到研究解决农民工的“深层次问题”。从帮助农民工讨薪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是中国政府研究解决深层次问题的一个生动例子，这个例子至少提供了三点启示。

　　文章摘编如下：

　　温家宝总理去年底会见香港特首曾荫权时，提示香港要“更好地解决一些深层次问题”，在香港社会引起热议。有意思的是，温总理今年元旦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又一次提到“深层次问题”，不过这次他说的不是香港而是内地，虽则如此，对香港更好地研究解决深层次问题仍具启示意义。

　　2003年10月24日，温家宝总理考察三峡库区移民安置工作，途中来到位于库区腹地的农村看望乡亲，一位名叫熊德明的农妇向温总理反映，她在城里打工的丈夫有2000多元人民币工钱被拖欠了一年，影响孩子交学费，温总理亲自过问此事，使熊德明一家当天晚上就拿到了被拖欠的工钱。总理亲自为农民工追讨欠薪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有关问题遂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各地迅速展开清理拖欠民工工资的行动，几个月时间全国清欠达200多亿元人民币。

　　　　中央解决深层次问题的生动例子

　　谈到当年为熊德明讨工钱，温总理说：“我帮助她讨薪这件事，实际上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我更注重研究的是制度问题，现在我们已经开始研究涉及农民工的深层次问题了。”

　　接着，温总理介绍了中央最近决定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思路，让那些常年在城里打工、有固定工作和固定住所而又没有户籍的人融入城市，和城里人一样工作和生活。

　　温总理指出，这项工作是我们国家加快工业化、城镇化步伐的需要，意义重大：从经济上来讲，可以增添我们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扩大内部的需求；从政治上来讲，可以使农民工享受到与城里人平等的待遇。

　　从帮助农民工追讨欠薪，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是中国政府研究解决深层次问题的一个生动例子，这个例子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以下三点启示。

　　　　深层次思考 拿出大决断

　　第一，解决问题不能停留在表层次或浅层次，要善于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进行深层次思考。农民进城打工不能按时拿到工钱，当时在内地是带普遍性的问题，由此酿成的群体事件也时有所闻，需要政府介入加以解决。

　　然而从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全局看，农民工被拖欠工钱是属于表层次的问题，用医学上的话说，这是已经显露出来的“症状”，高明的医生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找出引发症状的“病因”，标本兼治。

　　总理为农民工讨欠薪曾引起内地社会各方面的反思，有人从为农民工服务的角度，强调追讨欠薪不应当是个人行为，各级政府责无旁贷；有人从“维权”的角度，指出要形成保护农民工权益的长效机制；也有人从贯彻落实《劳动法》的角度，认为问题出在有法不依。

　　这些分析显然都不错，但温总理着重思考的是更深层次的问题，即中国现行的城市农村二元户籍制度。这种制度形成不平等的社会权力与待遇。如果不从根本上加以解决，欠薪问题也许没有了，还有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问题、社会保险问题、子女上学问题等等。显然，只有解决了深层次问题，一系列表层次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第二，要以改革和发展的观点思考和解决深层次问题。针对大批农民工进城衍生的矛盾和问题，按照不同的思路可以提出全然不同的解决办法。2005年北京市两会上，有一位政协委员提案主张建立“北京人口准入制度”，该委员认为外来人口素质低，无序涌入城市阻碍了城市的发展，也引发出一些社会问题，北京的发展并不需要这些人，建立人口准入制可以让这些人离开北京。这份提案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弹，被指是对农民工的人格歧视和经济歧视。提案者的初衷也是想解决问题，建议也涉及到制度问题，然而折射出来的不是改革和发展，而是停滞和倒退，同温总理解决深层次问题的思路背道而驰。

　　第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解决需要管治者运用大智慧，拿出大决断，是对管治者胆识和魄力的考验。深层次问题往往属于历史的沉积和传统的痼疾，解决起来决非易事。

　　中国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始于上世纪50年代，90年代初国家曾考虑对其进行改革并草拟了总体方案，然而十几年过去，改革步履蹒跚，原因是二元户籍制度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错综复杂，大量的社会经济政策都附着在这一制度之上，改革的阻力相当大。现在中央已经下决心解决这个深层次问题，我们不妨抱持乐观的期待。(薄夫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