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到底有多少人敬慕法国那位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卢梭，大概是不好统计的。其实，至今为止人们对卢梭的看法，也是不一致的。誉之者认为他解放了时代的灵魂，教人认识和表达自己的内心。毁之者则将现代极权国家的兴起直接与卢梭勾连在一起，雨果在《悲惨世界》中通过流浪儿童的口说出，19世纪的一切动乱“是伏尔泰的罪过！是卢梭的罪过！”法国大革命中的血腥惨烈、20世纪极权国家的恣意人祸，据说都与卢梭的理论有着脱不开的关系。

　　这里，我想说的是中国三位敬慕卢梭的人。当然，在中国绝对不会仅仅是这三个人敬慕卢梭。

　　一位是柳亚子先生。据说，柳亚子16岁的时候读到法国思想家卢梭的“天赋人权”学说，深为敬慕，于是自己改名为“人权”，号“亚卢”，把自己比为“亚洲之卢梭”。他发表的大量鼓动革命、宣传民主的文字，都是用“亚卢”的名字发表。有人说他后来其所言所行，风骨铮铮，诗章恣肆，很有卢梭式狂飙突进的韵味。不过，我看到柳亚子后来读大宋词人辛弃疾的作品，也是非常崇拜，又改名为“柳弃疾”、“柳稼轩”。这在他的后人柳无忌主编的《南社人物传》一书里面说得清清楚楚。到了而立之年前后，柳亚子接触到马列主义，又自称“醉心于马克思之学说，布尔萨维克之主义”，自称为“李宁私淑弟子”(“李宁”是当时对“列宁”的另一译法)。依我看，柳亚子到了晚年恐怕谁也不崇拜了，特别是与毛泽东有了那样一场诗歌的交锋后，他就只是“自恋”性地崇拜自己了。

　　再说巴金老人。巴金尊崇卢梭，在文章中曾称卢梭是“永远鼓舞我的源泉”。1981年7月他在《怀念鲁迅先生》一文中也还是坚称“卢梭是我的第一老师”。这篇文章最近又被收录进“《收获》50年精选系列·散文卷一”(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年5月第一版)，因此得以更加广泛的流传。卢梭，因为有其真诚真实的《忏悔录》而闻名全球。在中国，巴金老人晚年的《随想录》被称为深受卢梭影响的“中国式的《忏悔录》”。那也好，就不要与法国的卢梭相比了，在中国，如今有能够与巴金《随想录》堪比的真诚与真言吗？

　　还要说一说杨沫女士。这也是一位卢梭的崇拜者，不知多少次说过“我很佩服卢梭，很佩服卢梭”，据说晚年还很想写一部卢梭式的回忆录。在我看来，杨沫把卢梭式的真诚作了另一种发挥，不是用来解剖自身，而是指向他人。她那一时曾洛阳纸贵的小说《青春之歌》，不会看的人只会重视那句“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会看的人知道其中“余永泽”的原型就是与她曾经同床共眠的张中行先生。因此，中国的文学评论界现在不要拿卫慧、绵绵、虹影“说事儿”了，写自己的男人，在女作家中早已有之。倒是杨沫的儿子老鬼后来“带着卢梭式的《忏悔录》还原出真实杨沫”的《母亲杨沫》一书，对了解杨沫很有参照价值。杨沫那种因为“羡慕”卢梭生下就被送进育婴堂的经历而把孩子也送到寄宿学校的事情，那种把“羡慕”卢梭“受虐”与“自虐”的心态迁移到孩子身上,要么自己亲自动手殴打，要么在丈夫打孩子的时候自己在旁边“观赏”，然后还指点着说：“不要光打一边屁股，把那边也打几下”的行为，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杨沫的真实。

　　所以，喜欢什么人是次要的，喜欢什么名人更次要，“名人元素”在自身的变种与裂变，才是更为有意思的。在中国，柳亚子因敬慕卢梭而变得“狂”，巴金因敬慕卢梭而变得“真”，杨沫因敬慕卢梭而变得“虐”，就是值得玩味的。

　　(来源：日本新华侨报网；作者：蒋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