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字情缘(2)

　　番钱圆了赴泰团圆梦

　　在本家众多的番客中，与我关系最密切是四伯父杨以将的大女儿杨细蕉、大儿子杨成粟，我称他们为蕉姐、桃粟哥。1946年他们出国时，我才3岁。平时一起玩耍，他们曾协力搭救过落入水中的我，彼此都刻骨铭心。正是那年春天，我随蕉姐、桃粟哥及寨子里几个小玩伴一同到村后犁冬晒白的“屋背田”捉蟋蟀。正当大家欢天喜地走过架在“沿沟”溪流上的石板桥时，危险发生了，年纪最小的我失足跌落水中！ 这时，蕉姐试图把我捞起，无奈水流湍急，水又深，无法救人。她急中生智，与弟弟连忙跑到我家，把这不幸的消息及时告诉我母亲，母亲听到此讯，七窍生烟，二话没说，三步并作二步，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沿沟打捞爱儿。

　　我失足落水时，我只觉得仰脸朝天，因为身上穿着厚棉衣，浮在水面上，顺流漂向百米开外的水湾处，被一杆倒在水中的竹子挡住了。母亲见状毫不犹豫地跳入齐胸深的水中，一把抓住我往岸边推过去，蕉姐姐弟连忙把我抱上岸。奇的是我没有窒息，只是浑身冻得惨白。回到家中，母亲立即给我换下了湿衣服，细蕉姐弟俩连忙烧热水给我洗澡、做姜汤给我喝，化解了一场危情。

　　大难不死的我，与远在异国他乡的哥姐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桃粟哥和蕉姐每隔二三年都要率众亲友回乡探亲、观光。只要他们回来，我无论工作多忙，都要请假，从外地赶回故乡团聚。遗憾的是阔别50多年，未能到他们的侨居地探亲。1999年3月，我和二儿子杨继新接受桃粟哥和弟妹的邀请，他们每人拿出泰铢1万元，让我们专程到泰国巴蜀、佛丕等府探亲，圆了半个多世纪的到泰国团圆的梦。住了一个月，在哥嫂的带领下，还到大山巴里实地参观了华侨前辈在巴蜀府三里育创业的基地。还一一探访了居住在泰国各地的亲人。

　　番客番属血肉情

　　改革开放以后，人民生活逐步改善，华侨支持国内乡亲的物品也有了变化。由食品到易耗生活用品再到家用电器的转变。上世纪80年代，番客回国探亲，可自选电视机、收录机、摩托车等一件免税物品带回。如番客汇款回国，即按汇款额折算成人民币并配发给一定数额的侨汇券，凭侨汇券可到指定的华侨商场购买特种商品，有电器、食品、衣服、单车及手表等日用品。1981年底，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一家移居揭西县县城。1983年，我用100多张侨汇券和1800元人民币，在县华侨商场购买了一台日产21英寸“乐声牌”彩电，直到现在还可使用。不久，旅居泰国的堂妹杨双莲给我买来一部雅西卡照相机。这些商品，已不是生存必需品了，标志着国内人民生活的提高，番客探亲带回国的物品也起了质的飞跃。

　　番客非常重视家乡的教育事业，镇里、村里兴建中小学校舍，旅居泰国的亲人大都捐了款，他们分别捐建了好几间教室，国内乡亲把他们的头像挂在教室前的墙上，以褒扬他们爱国爱乡的精神。近年来，他们又捐款50多万泰铢，设立了“向阳学校奖教奖学基金”。

　　值得一提的是，番哥杨成粟是泰国巴蜀府三里育县华人社团明贤善坛理事会总监事，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时，他和理事们带着当地番客捐赠的10多万义款(泰铢)到中国驻泰大使馆交给傅学章大使，以表关切之情。早些年的1991年国内水灾和2008年汶川大地震等，他们都闻讯捐了义款，番客爱国爱乡之心可见一斑。

　　然而，关心是双向的。改革开放后，国内乡亲步上了小康之路，南洋亲人回国探亲，再也用不着带大包小包食品、衣物或“三大件”、“四大件”之类的东西了。他们回国时，只带换洗的衣物和日用品，轻轻松松。但返回番畔时，反而带去许多大包、小包的东西。这是国内亲人每家每户送的茶叶、香菇、干菜、瓷器等物品，被称为“逆向流动”。

　　2010年清明节，我桃粟哥、嫂携大女儿杨秀珠并二女、堂妹杨双莲带她大女儿高美霞等，一共10多口人回乡扫墓。加上寨子里的其他番客，返回泰国时，侄儿用一辆人货车装载亲人们赠送的茶叶、香菇、干菜等物品，从深圳送他们出境到香港，然后乘飞机回泰国。1994年东南亚爆发经济危机及近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国内同胞都时刻关注着国外亲人的经济生活，频频通过越洋电话致以问候，使他们倍觉温暖。正如一首客家山歌所唱：

　　山上黄莲根连根，番客番属心贴心。

　　有难同当福同享，祖国强盛抒豪情。

　　(作者简介：杨建东，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1943年生于广东揭西县，原为揭阳日报社编辑，2003年退休，现受聘于该社新闻研究室报纸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