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以来，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就开始向知名企业发起“绿色倡导”，倡导大型企业绿化供应链，但他们发现，苹果是“最难啃”的。该机构从去年起连续发布了4期IT行业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包括西门子、沃达丰和诺基亚已经在调查供应商超标记录，通过公开信息加强供应链管理等方面积极回应并有所行动。
“而供应商发生工人中毒和环境违规，显示苹果公司在供应链环境和社会责任管理方面，存在明显漏洞。该公司一直无动于衷。”马军说。
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不乏有声音认为：出现中毒和污染的不是苹果自己的工厂，因此这些问题皆与苹果无关。专家指出，苹果公司这种鸵鸟政策，与上述观点不无关系。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苹果公司不再保留自己的工厂，小到一颗螺丝钉，也完全依赖代工厂进行生产。苹果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污染和伤害问题，却并没有因为苹果外包生产而消失。
“在整个苹果产品的设计、生产、销售链条中，是苹果公司获得了最大的利润，从经济和社会伦理的角度，作为产业链条的主导者，苹果享有最大的经济利益，也无疑要对这条由其控制的工业污染链条负上最大的责任。”华南师范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唐昊指出。
事实上，跨国企业在中国污染，早已变得见怪不怪。2008年环保总局公布一份年报指出，2004年至2007年间，共有130家跨国公司存在环境违法行为，地域涉及19个省区。这130家跨国公司多数来自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既有世界知名品牌，也有“世界500强”。
“企业完全可以通过环保组织的污染地图、官方环保部门披露的信息等渠道，收集监管供应商的环保情况，并督促其符合相关要求。”专家认为，这些跨国企业在本国或其他国家，大都老实本分，可是下嫁中国后，变得猖狂狰狞起来。
跨国公司频繁毒害环境，造成严重的环境事件，这与污染公共政策存在天然缺陷不无关系。中国在整治跨国企业污染方面，采取的是相对温和的态度，而缺少“铁腕”手段。去年的墨西哥湾漏油事故，9天后，美国当局及司法系统就开始全面介入事态进展，并成立了总统委员会对漏油事故进行调查。反观康菲污染事件，事发两个多月，才由国家海洋局联合六大部委组成康菲溢油事故联合调查组，至今为止，也没见到任何实质处罚措施。
马军表示，在国外，企业会因为环保问题导致品牌公信度下降，受到消费者无情“抛弃”。而在中国，普通消费者只关注企业产品质量和价格，环境污染问题并不影响其对企业产品的选择。在这些因素的合力作用下，纵容了跨国公司污染的嚣张。
种种因素下，这些大型跨国企业就容易疏于对供应商监管，在我国环境违法成本较低的情形下，一些污染供应商往往宁愿一边交罚款，一边继续超标排放。
在法律缺位、行政乏力的情况下，大型企业显然缺少外部力量的制约而难以自觉。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竺效认为，环保组织出示的检测报告、照片、当事人证言等证据，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证据链，依据它们可以向环保主管部门提出正式投诉，要求处置违法行为。“但目前并没有可参照的法律依据，支持相关人士就上述事实对苹果提起侵权诉讼。”
根据最高法院2002年7月的一份司法解释，产品侵权案件的受害人以产品商标所有人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是受到支持的。从法理上“可以把苹果公司列为共同被告”，但由于此类案件并无先例，“还需要我们下一步去摸索”。
竺效建议，可以在立法层面上努力，尝试推动类似美国“超级基金法”式法律的出台，将环境侵权责任扩大到“其行为对这个违法行为的发生或其损害后果的扩大都作出了贡献”的主体身上，使其承担连带责任，从而约束相关公司的行为。
除此之外，唐昊建议加强企业环境外部制约力量，包括公民环境意识提升、环境NGO的发展、新闻媒体的独立性和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等，“教育以及公众环保参与的常规化更有长期效果，就是用自身的价值体系去摧毁对方在市场上业已建立的价值体系，让公益价值引导商业价值和时尚价值。”
马军透露，环保组织对苹果的督促并不会停止。“一是通过媒体等渠道继续传播相关情况，让更多的消费者知情，并作出环保的选择，倒逼苹果形成改进供应链环境的动力。第二是开始新一轮的调研。”现在已经进行了一周，更多的疑似供应商被发现存在问题，第二季报告发布之后，更多的公众、媒体积极响应、向我们提供了很多新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