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丧嫁娶、孩子满月、12岁生日、乔迁新居、子女升学等等，当现代人为名目繁多的随礼不堪重负之时，临猗县首个“千万元村”禁止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禁止村民之间收受礼金的制度已悄然进入了第20个年头。
白事节俭
7月16日，临猗县孙吉镇蔡村村民丁永红的父亲病逝出殡，丁永红兄妹仨，在父亲的灵柩前，除了已出嫁的妹妹送来的一个纸扎几层的楼房，没有摆放一个花圈，丁父生前为人豪爽，并乐于助人，在村里村外人缘很好。前来吊唁的亲朋好友有800余人。
蔡村党支部书记丁满仓、村里红白理事会成员都来丁家帮忙，胸前别着“总管”、“礼房”等名堂的胸牌，他们要负责主持、财务管理等事务。
丁满仓等人在账房里坐着，悠闲地抽着烟喝着茶。“现在村民们互相之间都不上礼，账房是给村外的亲戚设的，他们快中午的时候才来呢，所以我们没啥事儿，搁以前，村民们来了，要首先进账房，排队记礼账，上礼的人都要发一盒烟，白事儿还要发一顶白帽子，之后再把礼单贴到事主的院子里，可繁琐呢。”丁满仓说。
按照当地习惯，红白事儿早饭都是请村里的本家和朋友吃的，早晨7时开饭。一大早，村里沾亲带故的人家便拖儿带女来到丁家。丁家的屋里、院里、门外坐满了人，一排席50桌，每桌8个人，丁家的酒席饭菜比较简单，8个盘10个碗，丁满仓估计了一下，一桌席的饭菜开销也就120元左右。
丁永红是丁家唯一的儿子，父亲的丧事自然得他操持。按照村里的规定，村民们办红白事，必须经过村里的红白理事会，由理事会统筹规划。
蔡村的红白理事会成立于上世纪90年代初，其宗旨是在村民婚丧嫁娶活动中，移风易俗，破除陈规陋习，封建迷信，坚持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反对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理事会成员由部分村干部、党员和村民代表组成。婚丧嫁娶本是个人家事，变成了由村委会直接插手干预。
丁永红需向理事会说明自己家的宾客数量及自己的家庭条件。本着节俭轻负的原则，该理事会经过议事决定，丁永红预备100桌酒席，包括烟酒，总花费不能超过3万元。并明确规定了烟、酒等招待标准，丁永红的选择只能低、不能高。“我们力求做到有钱的不铺张、不浪费，没钱的也不会感到低人一等。”村委会主任丁功孝说。
丁家的100桌酒席，在村里虽谈不上大排场，但也不算是小场面了。“如果没有红白理事会挡着，村民们互相攀比，这个事，事主没有六七万元下不来。”没有人去账房交礼金，本家们吃完饭各自回家了。无需交一分钱，去事主家吃一顿饭走人，对于蔡村人来说，一次“随礼”就结束了。
与城里人动辄几百上千元的“高价饭”相比，蔡村的事主显然要幸运很多。
本家走了，亲戚们该出场了。
张作启是蔡村人，与死者是姑舅亲，作为丁家最近的亲戚，按村里的规定，他是可以给死者送个花圈的，但他只按当地的习俗准备了个食盒，里面装有12个特制的油饼，一盒煮饼，外加烟酒罐头等。张作启告诉记者，盒子里的东西算下来不过120元。“送花圈没意义，看着大气，一把火烧了，浪费！”张作启并不觉得自己的“礼”寒碜。蔡村人对此早已习以为常。
废除礼金
蔡村位于山西省西南部，紧邻黄河，是一个有着2600口人的村庄，村民的年人均收入近万元。早在2002年，这里因已故村委会主任张小民的事迹而声名远扬，成为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学习、观摩的对象，也正是张小民把蔡村率先建成了全省“千万元村”，运城市“首批小康村”。
作为蔡村1986年至今的党支部书记，丁满仓见证了蔡村从贫穷走向富有，从禁止婚丧嫁娶大操大办到废除村民收受礼金的整个过程。
20年前，蔡村人婚丧嫁娶办事儿，同其他地方一样，繁文缛节，大操大办，礼金、礼品必不可少，当时的礼金2元、5元、10元，视亲疏远近而不等。事儿刚办完，当家的女人们因为分配的礼金多寡而吵得鸡犬不宁。账房先生记错了账，“讨笑”(当地红白事的一种风俗，帮忙的人给主要亲戚上个名字好听的菜，索要红包)得来的钱分配不均；收到的被面和床单“中看不中用”等等，滋生出许多矛盾和事端。
矛盾升级就去找村委会解决，大家乡里乡亲，怎么处理都会有怨言。村干部们为如何破解村民之间因礼金引发的各类矛盾而焦头烂额。
相互攀比、铺张浪费和搞封建迷信活动等不良风气盛行，各类名目繁多的酒席不仅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生活秩序，加重了个人的经济负担，正常的人际关系被扭曲。
村两委班子成员商量后一致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就是摒弃陋习。于是，一个土政策出台：村民之间操办红白事儿不得收受礼金，办白事儿，无论多有钱，只能请一班乐队，请一天席，见人发烟改为每桌席放一包烟，丧事如果是女方去世，允许娘家拿个花圈，如果是男方去世，允许舅舅家拿个花圈，女儿们只允许拿一个纸扎。
国人自古崇尚“礼尚往来”，“出礼”成为维系人际关系的桥梁与纽带，更是自己的面子问题。若想改变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并非易事，尤其在人情关系很浓的乡村。蔡村村委会的决定无疑很大胆，令周边的村民都很震惊。村委决定先在村里试行一段时间，好让村民们有个接受的过程。村委会首先成立了红白理事会，直接插手村民红白事务。
有村民婚丧嫁娶，红白理事会成员会全程跟踪监督，不准设账房，不准上礼，不准“讨笑”，一旦发现，罚款10元。事主家庭确有困难的，关系要好的朋友可以私下给事主赞助，不记入礼账。
一开始村民们有些不习惯，觉得“白吃人家饭不好意思”。而更多人担心的是“不让收礼了，以前上的礼不就永远也回不来了吗”？
孤本蔡村
1995年，虽仍有少部分人对村委会的政策表示反对，经村委会、红白理事会、村民代表大会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这项新的决议通过，并写入村规民约，要求村民们都遵守规矩，照章办事。违反红白理事会章程、婚丧嫁娶铺张浪费的，均按村规民约予以处罚。“这个政策能执行下来，就是因为村里每项决议都很民主、透明，村民们都很自觉，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三年一换届，除了因年龄大而退休，村委班子成员大都连任到了现在。
党支部书记丁满仓在班子成员中最年轻，也已经59岁。“一开始就得去挡，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
政策之所以能深入民心，得益于不讲私情，有钱没钱都一视同仁。
据丁功孝介绍，蔡村有1000来人在外务工，仅做蛋糕就做出近百个千万富翁。无论多么富有，山西人固有的乡土情结，使得他们有事儿总要回村里大办一番。
张某，是蔡村首富，1986年只身去北京打工。15年后，他以自己做蛋糕积累的800万元，投资北京西客站商品零售业，一跃成为村里的首富。现在，你如果到北京西客站，随便问一个快餐厅或流动销售车，问老板何人，回答不约而同——张某。随着其财富的不断积累，张某在临猗拥有了一定的地位。
2002年，张母去世，各路宾朋云集蔡村。县里来人帮张某说情，让提前一天办席请客，遭到村委会拒绝。“只能办一天席，不能因为有钱就破了规矩。”这是丁满仓给来人的答复。张母出殡当日，张家办了258桌席，其中150席即为村里人，去年，张某嫁闺女，办了160席，两次办事儿，张某都按村里的规矩来，没收村民们一分钱礼金。
潘某是孙吉镇兴隆村人，与蔡村姑娘结婚后，因为工作原因，他便长期居住在了蔡村，今年2月，他为女儿结婚办酒席，因为妻子的娘家人都在蔡村，自己也在蔡村生活了十多年，索性只要来参加女儿婚礼的人，无论本村外村，他一概不收礼。“以前送出去的肯定收不回来，但我觉得这样很好，大家都不需要上礼了，负担也就减轻了。”
蔡村杜绝大操大办、收受礼金的土政策深入人心，一公里之遥的程村也想效仿。1999年，张三生被选为该村村委会主任，上任后不久，即成立红白理事会，制定章程：早饭不允许超过10桌，凉菜不能超过6个，酒席的饭菜标准是6个盘8个碗，收礼除了现金，谢绝实物。乐队一班，不发烟，不“讨笑”。“现在，除了不发烟，不‘讨笑’坚持下来，其余的只持续了1年左右，在农村，人情礼是很大的负担，村民都知道这是好事，但谁也不想带头做，觉得没面子，后来就流于形式，坚持不下来了。如果大家都这么做的话，至少能为自己节省1/3开支。”
无奈随礼
人情礼节最初是社会生活中小范围的互助。在农村，红白事花费巨大，亲戚邻居就会“随份子”，帮助其渡过难关。但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礼的名目越来越多，今天你办满月，明天我过生日，后天他结婚……随着随礼的次数增多，随礼性质也变了味道。
前不久，运城绛县人单先生细述了绛县附近农村的随礼之累，人情支出占到当地农民当年总支出的1/3，有部分家庭竟达1/2以上。
再放眼城市，一个普通职员的月薪不过1500元左右，而随礼钱最少是200元，有些人一个月就会参加两三次婚礼。关系密切的，自然要去贺喜。可有的平时根本没有什么交往，去吧，自己挺不情愿，不去，又怕驳了人家的面子，毕竟人家是好意，何况还是喜事呢。经济负担姑且不说，内心已感受不到礼节带来的情感慰藉。有些人就担心哪天突然收到了“红色罚单”。
随礼由来已久，礼钱由少到多，人员从近到远。每个人都怨声载道，却又每次都趋之若鹜。面子也好，风俗也罢，谁都反对谁又都改变不了什么。比起实际利益，国人似乎更注重面子。
谁说村民难管，村风难变，蔡村模式告诉世人一切皆有可能，“只要严格执行定下的制度”。
20年，随着无可阻挡的社会进程，蔡村人自然而然走过了一条移风易俗之路。20年的时间证明，村民之间的关系没有因不收礼金而疏远，而是更加和睦了。这种和谐还将持续下去。
制度的不断健全，有效地抵制了村里红白事大操大办、铺张浪费，全村呈现出文明、节俭的新风气。
传统的“随礼”在蔡村村民眼里已经被消解，大多数人并不关心这样的话题。当记者向村民询问以前上多少礼钱时，中年人已没有了“随礼”的记忆，仿佛那已经是遥远的历史。（三晋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