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记者像一个专业的新闻打捞者
新京报：战地记者的最大意义是在现场吗？
闾丘露薇：以前技术手段不先进，可能有点那个意思，现在意义不一样了。有网络，有微博，当地人就能发出很多信息，公民新闻的力量越来越大。但是，始终有很多角落，你没办法知道发生了什么，不派记者就不知道，那些屠杀和违反人道的事情没有人知道。也总有些政治作秀和假消息，需要更专业更有经验的职业记者来进行辨识，就像一个专业的新闻打捞者。
新京报：可我们很难知道什么才是真相。
闾丘露薇：战争中，确实很难判断你所进行的报道会不会去扩大谎言，你看到的就是真相吗？很难说，所以还是需要经验积累，需要反复问自己有无值得质疑的地方。我的书里提到，我有一条新闻到现在一直没有做，关于雇佣军，很多人都说卡扎菲雇佣了大量雇佣军，查出来都是美金支票，甚至你会遇到好几个人的手机里面有视频，这个视频有被蒙上眼睛的称为雇佣军的人，有签有政府官员的支票，我不敢做。除非找到这栋房子，找到这个人，不然视频有可能是假的。到底真相怎么样，我觉得只要是声音多起来，记者们都擦亮眼睛，如实报道，信息越来越多了，真相慢慢地自然就会浮现。
新京报：中东在历史上孕育过悠久的文明，国内和西方部分评论说利比亚是一群乌合之众，你这样认为吗？
闾丘露薇：你不了解自己国家的状态和国际影响。你也不了解自己看不上的那些国家，如何判断它的优劣高低呢？说到利比亚，都说它是“部落国家”，人们肯定都穿大袍子，实际上只是卡扎菲喜欢穿大袍子。印象中认为它落后，这和乌合之众一样是误导人的。我在班加西时常听到同行们说反对派很乱，安全没法保证。但是，一个国家是不是乌合之众，一定要看整体又看细节。我去过埃及，那里的海关腐败，消极怠工，宰客厉害，游客锐减，这些细节你就隐隐看出问题了。而当我去利比亚时，那里的人并不是焦虑和饥不择食。他们在好好过自己的日子，这些细节让你觉得安心，如果人人都焦虑，肯定出问题。焦虑会感染人，埃及就是典型例子。
中产的沉默是双输的结果
新京报：你采访的很多普通人尤其是年轻人，对利比亚的未来有个表态，“自由或死亡”，为何有这么激烈的情绪在其中？
闾丘露薇：有这种情绪的大多是经历了卡扎菲执政时代的过来人，感触比较深，年轻人通常不会把这个问题拔得那么高，他只关心，我要看电影我要表达我要享乐，你能不能给我这些。他不会想政权本身，而是想自己的权利和空间。但是，很自然，他也会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我没有这个空间，以及有什么政府能保证我们的空间。
新京报：在你书中重点提到，在利比亚很多中产阶级站到了反对派的阵营，他们期待更有力的政府，中产危机现在是个世界问题。
闾丘露薇：对于公民社会的形成，我很期待中产阶级多发出一点声音。如果只是沉默着关心和忍受，没人知道你不满意或者在忍受——不表达，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更不可能听到你们的声音。这又是一个悖论，因为很多人在担心，我一旦说话后，生活将被改变……这是一个双输的结果。如果陷入这样的怪圈里，大家只有熬了。
新京报：在高强度快节奏的工作间隙，你怎么调整恢复自己的状态？
闾丘露薇：旅行，爱吃美食，爱看电影，只要有好电影上映一定去看。然后是阅读。我去利比亚，我要带好几本书，和伊斯兰文明有关。打印了很厚的资料，是所有2月17日外国记者去利比亚所写的报道。这样才能在短时间内，对这个国家有所了解。
本报记者 刘雅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