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看重市容“含金量”
目前，城管的工作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市领导，一个是市民。
与公安、交通等部门在中央有“部”、省里有“厅”，市里有“局”的行政结构不同，城管机构在中央和各省政府(直辖市除外)层级没有专门的业务指导机构，由市级政府各自管理。深圳、珠海市均设有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但都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另一块牌子深圳叫“深圳市城市管理局”，珠海称“珠海市城市监督管理局”，都对市政府负责。各地城管执法尺度主要是依据当地“市容条例”等地方性法规。深圳市城管局局长蒙敬航告诉记者，对于小贩生存与市容环境之间如何平衡，各地市长的观点存在分歧。蒙敬航说，“面子工程”也是“里子工程”，提升市容环境等于提升投资环境和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这是市容备受各地市领导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是，市民近年来对市容问题关注的程度明显提升，但是不同群体之间权利诉求存在较大的鸿沟：部分人开始追求高品质的生活环境，而大部分人则更看重物美价廉的生活，两者间缺乏包容性。
就在记者采访被珠海城管查处的阮先生时，一群旁观者围拢了上来。其中一个居民对记者说：“我支持他，在他这里吃一个炒粉只要几块钱，现在不是每个人都吃得起大餐馆！”但阮先生也知道，之所以被查处，是因为有附近居民举报了他。
深圳南山区城管干部告诉记者，目前该区只要市民举报违法的情况属实即可立案，每一个案件的办理进度都会在联网的电脑中显示，有关领导可以随时查阅到，而办案情况与城管队员的考核息息相关。这样，普通市民的举报就可以迅速转化成上级领导的压力和个人的切身利益。因此，对普通城管队员来说，深究哪方民意代表多数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上级往往不关心过程，何时结案才是考核的客观数据。据记者了解，一些地方的城管采取激烈的执法手段就是由于案件的限期将至。
现实中的“潜规则”
记者在随珠海市香洲区城管分局体验执法的过程中，亲历了一次暴力抗法事件。执法过程中，店主情绪激动，不仅恶言挑衅，还率领手下伙计试图抢回被暂扣的桌椅。一店员在与城管队员推搡过程中，佯装被殴，倒在执法车前拦住去路，以期造成“城管打人”的假象，好在城管分局特意安排了人员将整个执法过程拍摄了下来。
一城管干部私下向记者透露：“如果不是遇到什么大检查，或者领导盯得紧，我们很少采取强硬的手段。”由于彼此太熟悉，都不希望发生过激事件，一些地方的城管与小贩之间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些默契的“潜规则”。比如，小贩对城管上下班时间都心中有谱。一日午后，在珠海街头，一个卖菠萝蜜的小贩对记者说，他就是趁城管午休的时间出来“活动”的。此外，积极“配合”城管的工作也是小贩群体中一条通行的生存法则。城管巡逻一般开始都会先口头警告。小贩一旦“活动”时不小心碰上城管，就“听话收一阵”，等他们离开后再摆出来。
蒙敬航认为，相对于公安机关，城管执法往往是“对事不对人”，仅对违法物品有处置权，缺乏威慑力，如果当事人拒绝配合，城管连其姓名、住址都无法知道，这一点使城管的执法效率大为降低。
为民生打开方便之门
小贩与城管冲突不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城市发展只重视表面光鲜不重视人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应当反思城市治理和发展理念。国家发布的“十二五”规划中，对于城市化进程强调要“积极稳妥”，要求与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与新农村建设相协调。这就要求城市管理者在城市建设与发展中能有更开阔的视野、更博大的胸怀、更宏观的考虑，回归理性，直面现实。目前，部分城市的“市容条例”过于严酷，这很可能让“被城市化”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特别是失地农民陷入“被断了后路又堵了前门”的生存困境。
生存与面子并非是一对解不开的死疙瘩，关键在于城市管理者有没有以人为本、服务民众的管理理念。目前一些城市也已意识到，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完全禁止小贩，既会影响部分人的生存，也降低了市民生活的便利性，于是采取限时段、限地域允许小贩经营等措施，取得良好效果。
目前，深圳居民反映强烈的首推空气污染、噪音污染严重的烧烤摊档和夜间露天大排档等问题，但对修鞋修车卖菜等便民服务的小摊点，反而希望多设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