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新红死了。他是一名智障人士，受雇于通州一家豆腐黑作坊，老板是湖北云梦同乡。
尸体火化了。虽然同为智障劳工的妻子满身伤痕，称舒新红是被殴打虐待致死，但因无法尸检死因成谜。
记者调查舒新红生前受雇的豆腐坊，发现附近仍有多家豆腐黑作坊经营，多名智障人在里面做工，他们身上也有伤痕。
目前，警方、劳动监察部门已介入调查。
“救救我”，电话中传来智障儿子呼喊声。
11月18日，湖北省云梦县城垸村的舒文忠，接到北京打来的电话。
39岁的智障人舒新红和妻子，在通州台湖镇徐庄村一家豆腐坊做工，老板是同乡的田建军夫妇。
19日下午，舒文忠得知儿子舒新红已经死了，尸体正在运往老家的路上。
面对儿子的尸体和满身伤痕的儿媳，舒文忠不相信田建军给出的死亡原因——舒新红突发心肌梗塞，吃饭时哽死了。
老乡雇智障夫妇进京做豆腐
11月20日，新房外墙的红砖垒到第六层时，舒新红回家了。
一辆白色的面包车行驶一千多公里，从北京通州返回湖北云梦。车内花花绿绿的棉被下，舒文忠看到了儿子的尸体。“头发和胡子都老长了。”舒文忠说，比几个月前离开家时还邋遢。
1972年出生的舒新红，是舒文忠的长子。舒文忠说，儿子出生后不久，发高烧烧坏了脑子成了智障，听不太懂别人说话，情绪不稳定。
1999年前后，经村里人介绍，舒新红娶了杨小兰，也是一名智障人士，舒家人说情况比舒新红好一些。
虽然脑子有些问题，舒新红还是能干体力活，曾去过亲戚的工地上打工、背水泥，每背一袋水泥上一层楼挣一块钱。妻子杨小兰在家务农，在两亩八分的耕地上种棉花。
舒文忠回忆，今年年初，本村做过干部的程桂元找到自己，问他愿不愿意让儿子和儿媳去打工，程桂元的女儿和女婿在北京做豆腐，舒新红夫妻俩一年可得工钱1.8万元。
“上北京，好。”舒文忠问儿子时，舒新红当即答应。
2月7日，正月初五，舒新红夫妇随田建军夫妇奔赴北京。
舒文忠记得那天天气很好，却想不到这是他与儿子的最后一面。
智障儿子电话里喊“救救我”
舒文忠原以为做豆腐的活怎么也比背水泥轻松，再说还是给老乡干活。
儿子儿媳离家的9个多月里，舒文忠接到田建军四五次电话。“两个孩子都不会用电话，都是老板打来的。”舒文忠说，多是田建军抱怨儿子不好好干活。每一次舒文忠都是安抚儿子，劝他听老板的话。
今年11月初，舒文忠将两间老房子推倒了，打算重新修建。“人家都盖楼了，我家没钱。”舒文忠说，他也打算盖两间新房，一间给儿子舒新红，一间是老两口自己住。
为了盖房子，舒文忠从程桂元手里拿了1万元钱，他说，这是儿子出门打工时，田建军夫妇许下工钱中的一部分。
新房还没盖好，11月19日，舒文忠就接到了儿子的噩耗，通知他的还是程桂元，“舒新红断气了”。
而一天前，舒文忠在电话里听到儿子的声音，“喊了一声救救我”。
对于这个电话，田建军称，由于舒新红不干活，他想把舒新红打发回家，“为了吓唬舒文忠，教给舒新红说‘救救我’”。
舒新红尸体到家当天下午，田建军的妻子程爱平带着杨小兰乘火车返回老家。
儿媳杨小兰的变化让舒文忠更加怀疑儿子的死因。
儿媳称豆腐坊内遭殴打虐待
按照舒家人的说法，杨小兰像是变了一个人。
此前100多斤的体重，此时只有七八十斤。家人拿出杨小兰在2009年办理的第二代身份证，照片中是圆脸，双颊有肉，如今的杨小兰的脸型变得细长。
更严重的是，杨小兰的手脚肿胀、皮肤开裂、生有皮疹，左右脸颊及右腿迎面骨处有淤青。
11月21日，杨小兰被送入云梦县医院住院治疗。除了外伤，医生起初还怀疑化学性中毒症状，将杨小兰送入肾病科。经检测杨小兰的肝肾功能正常。
“肝肾功能正常不代表没有中毒，中毒到一定程度才会影响肝肾功能。”杨小兰的主治医生称，县医院的设备和条件尚无法确诊中毒。
11月30日，杨小兰仍然躺在病床上，低烧不退。
她称，手脚肿胀是做豆腐泡的，其他的伤则是老板和老板娘打的。在田建军夫妇的作坊中，她和丈夫舒新红每天凌晨4点左右便被叫起床，做磨黄豆、清洗等活儿，直至晚上11点左右才睡觉，“有时一顿饭只是一两个馍”。
杨小兰称，由于太累，她和丈夫有时不想干活，或者只是干活动作慢了一点，田建军夫妇便对他们施以拳脚。丈夫舒新红遭到田建军的殴打后卧床不起。死亡四五天前，舒新红不想干活，被田建军从床上拉到了地上，用脚踢。杨小兰试图护住丈夫，却遭老板娘扇耳光。
对此，田建军否认殴打舒新红夫妇，杨小兰身上的伤是“自己跑到院外林子摔的。”
田建军说，他家豆腐坊早上5点起床干活，一般下午4点左右活就干完了。但舒新红干活磨蹭，“正常人五分钟能刷好一个桶，他需要干六个小时。”
鲍姓姐弟在通州与田建军夫妇同在一个院子做豆腐。对于舒新红夫妇的是否挨打，12月3日，鲍家弟弟先说“自家孩子犯错还会打几下，这没什么。”随后又改口称，是杨小兰自己从柴垛上摔下来弄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