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保洋的工作是：每天，背着药箱，在犯人中间巡诊。

　　他会端着白水，把药片放在病人舌尖，看着药片被吞下去。他医术不错，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抢救急性哮喘病人，单凭手感就能把针扎准，给人打上点滴，就连狱警也会找他看病。犯人们见到他，总是很恭敬地称他“王医生”。

　　在河南省周口监狱，很少有人知道这个29岁的王医生，曾经“杀过人”。看起来他已经洗心革面了。他是监狱“改造积极分子委员会主任”。大大小小的改造会，他都是台上演讲的主角。

　　但到了夜深人静时，想起他的家族30多口人受他牵连，失去房子和耕地，在外流浪近10年而回不了家，他就会萌生出完全不同的想法。

　　“也许，把我逼急了，我还会杀人！”这个缺了半颗门牙的小伙子低头闷声说。

　　在惊惶和恐惧中，30多口人连夜逃出了村庄

　　如果不是近10年前那场风波，河南商水县练集镇王寨村6组的这位“新生代农民”和他的族人也许生活会平静得多。

　　风波肇始于1998年年底，2000多人的王寨村进行村委会选举。当时，王保洋的父亲与另外两个村民王新安、王建国参与竞选。投票下来，王新安当选为村委会主任，身兼6组组长的王建国当选为村委会委员，而王保洋的父亲落选。

　　父亲很不服气，认为自己输在了“人数”上，因为自家叔伯只有8个，而王建国有叔伯14个，王新安的叔伯更是多得“数不清”。而且，王建国与王新安关系不错，他怀疑，是二人联手挤掉了自己。

　　甚至有未经证实的消息说，王新安和王建国“舍得下本”，他们贷了款参加竞选。

　　家族间的矛盾由此产生。

　　紧接着第二年，选举王寨村6组组长，已当上村委会委员的王建国辞掉组长职务，而接任者却是他的堂弟王新军。王保洋一大家族人更不服气了：从上到下，都是对方的人，明摆着，这不是“票箱子组长”，是“关系组长”。

　　他们不承认这个“新组长”。新组长通知开会，他们家的人说：凭什么你通知开会，你是谁？新组长也不客气地回应说：“我是你爹！”

　　矛盾在这个村庄里累积着。直到2000年的春节，累积着的矛盾在瞬间被引爆，最终酿成一场血案。

　　原本，王保洋过着安定的生活。他19岁结婚，盖了三间新瓦房，娶了邻村的小学民办教师，生了儿子。大年三十这天，一家三口加上父母和弟弟还坐在一起吃团圆饭，大家喝着酒，三个月大的儿子在他怀里睡着了，并且尿湿了他的新衣服。

　　但是大年初一这天，不知怎的，王保洋的堂弟因为孩子户口问题，在一家茶馆门口，与村委会主任王新安、村委会委员王建国和新组长王新军等一群人发生了冲突。最初只是口角，但人越聚越多，形成了双方对峙的局面。

　　新组长王新军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王保洋看见他一手拿一块砖，向自己的堂弟扔过去。怒火不可遏制地蹿起，借着酒劲，王保洋回家抽出一把刀，追着王新军砍了数刀。刀被人打落在地，但他堂弟又很快捡起了刀，向王新军胸部捅过去。这位新任组长当即倒地，被送往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

　　王保洋及其堂弟随即出逃。

　　这一夜，整个村庄陷入了混乱。不同的人士证实，村子的出口被堵死，死者家族的人开始追打王保洋家族的人。甚至，为了追打一个小学5 年级的孩子，有人撵出了2里地。王保洋在襁褓中的儿子被藏进了麦田。混战中，王保洋的父亲被对方的人砍了十几刀，奄奄一息，被送进医院，后来昏迷了6天。而王保洋17岁的弟弟被人砍伤了腿，爬到邻居家躲了一夜，第二天，邻居将他用花被子裹着，托前来拜年的亲戚把他送出村。

　　在惊惶和恐惧中，王保洋的家族有30多口人连夜逃出了村庄。逃跑时，他们据说“连根火柴棒都没带出来”。他们没有想到，这一走，回去的路竟如此艰难。

　　两年后，王保洋和他的堂弟被捉拿归案。堂弟被判死缓，王保洋被判10年徒刑，他的父亲也被判了3年。

　　近10年过去了，这一幕王保洋却始终无法忘怀。如今，躺在监狱的高低铺上，只要看到电视上有火烧房子的打仗场面，他就会想，那烧的就是他们家族的房子。

　　他没有一天不想家，晚上一眯瞪，院门口妻子种下的鸡冠花就在眼前晃。他清晰地记得家里的每一件摆设，席梦思是红色的，下面压着5000元现金。结婚时，同学送的玻璃壁画就挂在堂屋，“画很美，有山，有瀑布”，画的长度是3.3米……

　　“不论国法，只论家法，我们不让你进王寨，你就进不了王寨”

　　那个夜晚，王保洋的家族里有四个老人没有出逃。大爷爷、大奶奶和三爷爷、三奶奶，他们自认为应该“安全”，因为事发时，他们“只是在旁边看了看”，没有动手，甚至三爷爷看到有人流血，当场就昏倒了。

　　接下来的日子，他们也许算得上“安全”。几个妇女只不过当着众人面，把大爷爷的裤子从裤脚撕到腰，羞辱他，却没打他裤管里的腿。

　　可日子并不好过：有人把锅砸烂了，有人把热水瓶摔碎了，还有人把他们的被子泡在粪坑里。甚至有一次，他们正端碗吃饭，有人冲上来往碗里添了一坨屎。老人们走在路上，死者的母亲会向他们脸上吐唾沫。骂他们的话也很难听。

　　一个月后，四个老人最终忍受不了，离开了村庄，与其他人一样开始了流浪生活。

　　老人们领着孙子孙女徘徊在离村庄几里或几十里外的地方，捡垃圾度日。10多个年轻人则远赴千里之外的大连，投靠早些年出去打工的亲友，讨生计。

　　总惦着要回家的老人们，一直在商水县、周口市打转，他们不愿去更远的大城市郑州，尽管那里捡垃圾更容易，赚钱更多，可那里“听不到村里的任何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