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股市场，股东回报文化的缺失已经成为这个市场最为让人痛恨并饱受诟病的现象。“股权文化的核心内容是股东主权理念。”曾参加《公司法》、《证券法》等商事经济法律研究、起草和修改工作的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表示，所谓股东主权就是彻底确认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主人翁地位，全面尊重股东依据法律和章程所享有的各项权利和利益，尤其是知情权、决策参与权、分红权、监督权与转股权等。“这意味着，股市就不再仅仅是上市公司和发行人的圈钱工具，而是投资者取得投资回报、分享中国资本市场和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成果的聚宝盆。”刘俊海认为，A股“重融资、轻投资，重圈钱、轻回报”的游戏规则必须转变，而“重投资、重保护、重回报”的股东主权旗帜，应当取而代之并高高飘扬。
重融资轻回报扭曲股市制度
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应该是兼具融资与投资功能，其中任何一项功能的“出位”，必将影响到市场本身的发展。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水平整体过低，国内市场的股利支付率的比例仅为20%至30%，而海外成熟市场的股利支付率的比例一般都在40%至50%。”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李大霄认为。
在西方成熟市场，上市公司均有着透明的股利政策和长期的分红措施。通用汽车、可口可乐、美国铝业等股票数十年来保持一定数额的派现，其股票被兼顾固定收益和成长价值的投资者长期持有。在“金砖国家”中的巴西，该国公司法要求股份公司必须在其公司章程中规定每年拿出一定比例的盈余进行现金分红，且比例不得低于盈余的25%。
事实上，A股市场高成长的企业不多，同时，成长型企业上市之后的表现也远不尽如人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赵昌文认为，“这是中国资本市场之殇”。究其原因，一方面，我国目前发审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着“逆向选择”的风险，典型的体现是，以百度、腾讯为代表的一大批高成长、好质地企业无法进入A股市场。另一方面，企业上市后，由于中国资本市场的不完善，未能给企业良性成长提供相应的治理机制，管理层或控股股东可能存在“道德风险”。同时，行业发展冷暖不均也导致分红显现出差距。
“要彻底改变这种现象，分红机制是一个重要方面，同时还需要资本市场其他方面的完善，比如投资者结构的优化。”赵昌文认为，“目前A股市场的投资者结构有两个明显特征：短期投资者比重相对较大以及机构投资者比重相对较低。短期投资者较少将分红纳入其投资决策，这导致其对上市公司的分红决策不敏感，因此短期投资者比重较高意味着‘用脚投票’机制一定程度上的失灵。而机构投资者比重较小，使股东积极主义难以在宏观上对上市公司治理发挥作用。”
“各种ST股在市场上作威作福，必将怂恿股市疯狂投机，毫无投资价值的垃圾股成为赌徒手中的筹码，它将严重扭曲整个A股估值体系，进而使整个股市完全丧失资源配置功能和经济晴雨表功能。”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说。
“在某种意义上是监管政策出了问题。”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则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就创业板来看，258家创业板上市公司三高超募极为严重，但直到今天，尽管市场已经作出了不认同的反应，但258家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平均发行市盈率依然高达66倍，平均发行价格高达33元/股。“这些高管全都成了红了眼的暴发户，创业板对中国资本市场产生了制度性的伤害，对中国创业者的误导，把他们从很好的、朴实的创业者变成了走上歧途的不义之人。”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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