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补习风气盛行 外报：“真是什么都能补”

　　中新网9月2日电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台湾补习教育界最近闹了一起两男两女的桃色新闻兼商业间谍八卦疑云。为人师表的非典型示范，引起坊间争议，却也显示出台湾补习班竞争之激烈，以及补习风气之盛行，补习名师的私生活像明星那样引人追看。

　　话说两家著名的敌对英语补习班的老师，一个已婚男，一个单身女，在汽车内激烈舌吻，被狗仔队近距离拍到。结果单身女的老板气得大骂，这是商业阴谋，已婚男的老婆在沉默多日后，也站出来说要告第三者。

　　从8月头闹到8月尾，从没有台风到台风来，刮了一个月，经媒体连续多日追踪，这出带点桃色的连续剧，才稍有落幕的意思。

　　补习文化让人大开眼界 补习班近两万家

　　台湾这种补习文化也确实让人大开眼界，台北火车站附近的南阳街就有一条所谓的“补习街”，整条街都挂上广告牌，有约80多家补习班。

　　上世纪60年代，这里多以开办升大学的补习班为主。许多中南部北上的重考生拖着行李到台北苦读，有的补习班还有简陋的宿舍供学生住宿。

　　由于车站附近交通发达，人多了，小吃店也跟着冒出来，加上在补习班的学生榜单亮眼，升学率跟着提高，补习街的规模也慢慢扩大。

　　补习街延伸出来的，是台北的补习产业。台湾《天下》杂志2005年的调查发现，近七成中高年级小学生参加安亲班或补习班，约五成每月花超过6000新台币补习，有两成补四科以上。

　　根据台湾短期补习班的统计，过去十年补习班稳健增加，从2001年的5788家增加到今年的1万8528家，其中文理补习班有9989家，外语有5304家。

　　市场很大生意难做 黑道介入

　　业者卖的是教育，学生买的是希望。记者8月中旬走访南阳街时还看到一条长长的人龙，好奇探问，原来人群是要报考公务员资格。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生说，工作不好找，所以想试试考公务员。

　　台湾真是什么都能补。从小学到研究所都补，从语文、数理到技术，考公务员都有得补习，据说考空姐也有得补。美容、按摩、算命等也有，但并不在台当局“教育部”“补习教育法”规范之列。

　　台湾儒林升大学补习班学务主任张维宪接受访问时说，补习班市场看起来很大，但其实越来越难做，特别是升大学的补习班。一是，台湾生育率低，学生越来越少，二是台湾大学的录取率几乎达100%。

　　张维宪说：“以前在台北有七八个重考补习班，每个补习班都有1000多人，现在全台北的补习班加起来 ，都没有1000人。”

　　补习班竞争激烈，近年来还传出有黑道介入，像云林县斗六市有一家补习班就遭暴力毁损。日前，台中市知名的补习班涉嫌窜改成绩单，把成绩差的考生分数拉高，甚至变成榜首，再拿这些人帮补习班做广告。

　　张维宪说，补习班确实不容易经营，收入有一半是要拿去做宣传和人事，而且还要跟上科技工具。不过他说，台北方面较少听到有暴力事件，而且类似英文补习班名师之间的恶斗，在重考班也不多见，因为重考班不只教单一科目，所以名人效益没那么强。

　　“状元情结”存在 补习班将紧随

　　对于台湾根深蒂固的补习文化，受访的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副教授方永泉认为，那是“必要之恶”，因为考试还是最公平的制度，而补习班确实能教会学生如何考出好成绩。

　　他说：“补习文化既是教育文化，也是商业文化，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其实韩国和日本也一样。台湾大部分的补习还是为了应付考试，为了上好的学校或大学，一些补习班有技巧的把学生教得很会应付考试。虽然是有点畸形文化了，但不管是升学或者是去考公务员，考试还是最公平的制度。陈水扁不是说吗？他三贫农户都能当“总统”，因为他考试考得好，当上律师。”

　　补习文化紧跟教育制度的步伐，两者是对照面，一个松一个就紧，一个亮一个就暗，几乎是形成台湾双管道的教育系统。补习班填补了教育制度上的缺口和市场的需要。

　　从1954年到2001年，台湾的大学入学考试一直实行“联考”制度。经过教育改革后，台湾在2002年推出了“大学多元入学方案”等措施。多元入学的原意是希望创造多元价值，启发孩子的多元智慧。招生渠道的设计也倾向多元，包括学生是否有特殊才艺。

　　方永泉认为，显然的，家长和学生的心灵都没有松绑，如果改变考试制度也减轻不了学生的补习压力，那就应该从考试的问卷下手，考试的模式不要那么“填鸭式”，应该多重视创意，多考学生的思考能力，而不是背诵能力或抓题目的能力。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存有“状元情结”，身为父母的都期盼孩子成才成状元，考试考好，进入好大学，找到好工作。或许，只要中国人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想法不变，补习班——这个“必然之恶”——就会紧随。

　　儒林升大学补习班学务主任张维宪就说：“都会区的爸爸妈妈都盼望孩子可以坐办公室吹冷气，不要卖蚵仔面线，所以补习班永远有市场。”(沈泽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