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大陆民众对几十年前国共内战时的历史都很熟悉，但是在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后，潜伏在台湾的共产党组织如何开展工作，并如何被残酷镇压的历史，所知不多。近日在台采访期间，“台湾地区戒严时期政治事件处理协会”秘书长李坤龙先生与当年白色恐怖受难者遗属陈政子女士、周志光先生带《环球时报》记者赶赴白色恐怖初期台湾最大的一起政治案件———“鹿窟事件”的遗址，了解这个当年“台共武装基地”从建立到被毁的历史。
打游击的上佳之地
在驱车前往的路上，李坤龙向记者介绍说，鹿窟村位于新北市(原台北县)石碇乡，“鹿窟事件”是白色恐怖初期(上世纪50年代)台湾最大的一起政治案件，这个村因此被“清乡灭村”。当年国民党当局怀疑鹿窟山区有中国共产党游击队活动并建立武装基地。1952年12月29日凌晨，对石碇乡进行戒严，并大肆抓人。据统计，共有400多名农民与矿工被捕，他们被指控为“中国共产党之同路人”，后被判死刑者35人，有期徒刑者百人。
车子驶入山区，坐在前排的周志光回头向记者描述鹿窟村的状况。他说，当年选择这里做武装基地，是因为这里地势险要、交通便利，东南可以控制基隆沿海，西边可以威胁台北市区，进可攻，退可守，是建立武装基地的最佳地点。
顺着山路前行，大约十几分钟后，远远就看到在道路叉口右侧山坡上矗立着的“鹿窟事件纪念碑”。这座由台北县政府2000年12月29日建立的纪念碑占地不大，纪念碑主体是由一凹陷曲折、细长扭曲的白色不锈钢板建铸而成，凌空横越平台上空，人从底下走过，依稀感受一股沉重的压力。纪念碑的设计说明解释这样的设计是因为“象征着旧事件本身的横遭扭曲，隐隐透露当年屈打成招，含冤莫白”。陈政子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他的父亲和哥哥在这次事件中被判处死刑。她当年只有11岁，也被军警严刑拷打。在此后数十年间，“鹿窟事件”被视为“叛乱案”，受难者身败名裂，其家属也生活在恐惧与屈辱的阴影下，直到后来法院的平反及赔偿才使受难者获得抚慰。
参观完纪念碑，记者沿着山路继续盘旋而上来到陈政子家当年的老房子。由于年久失修，这里只剩下断壁残垣。站在自家老房子前，陈政子向《环球时报》记者说，父亲名叫陈启旺，是这里的村长，为人豪爽，哥哥陈田其一直在山上务农。这里贫困落后，大部分村民都是文盲。当年，为配合解放军解放台湾，准备在台湾北部深山建立解放区和游击区的共产党组织派人来到鹿窟村，向村民宣传解放后没有贫富之分等政策，并且说解放军会在1950年左右解放台湾，父亲和哥哥与其他村民逐渐认同这些观点并被吸收加入组织。
陈政子告诉记者，组织会定期开会，讨论时事，学习共产党理论。为保密起见，他们之间交流是用国语，因为这里的村民只会闽南话。听其他受难者讲，组织里有五星红旗，还见过有人宣誓。但也有部分受难者说，当年的五星红旗是画的，而且军警搜出红旗后，还讥笑“连星星有几个角都画错了”。
李坤龙告诉记者，有台湾介绍“鹿窟事件”的书籍显示，组织的名称叫“台湾人民武装保卫队”，并且配备手枪和自制手榴弹。到了1950年，“保卫队”人数已增加到300多名，鹿窟村及附近的村庄，多纳入了他们的控制范围。“保卫队”经费时常短缺，队员们除捐出自己的财物，不时还有人下山向同志及群众募款。周志光的父亲当时曾向组织捐款3000元，也因此被当局杀害。
遭遇残酷镇压
陈政子说，1952年12月26日，交通员汪枝被捕叛变，供出鹿窟基地的详细情形。1952年12月28日晚，“国防部”保密局会同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台北卫戍司令部、台北县警察局，共出动1.5万多人向鹿窟基地进发。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父亲和哥哥开始向深山里撤退，家眷也躲往他处。有一天，她回老房子，看到院门里有人影闪动，她壮着胆子往里一看，原来是哥哥回来了，身上披条毯子，样子也很憔悴。哥哥看到她后说，“政子，给你5块钱帮我买包花生米，我吃完了有力气再跑”。听罢，她抓起钱就跑，一路上磕磕绊绊，买花生时连找的钱也没收，就慌忙返回。可是回来的路上听说，哥哥在邻居小孩告密后被捕，父亲后来也被抓了。
从陈政子家的老房子出来继续上山，车行大约十几分钟的盘山路，就看到一座庙宇———光明禅寺。陈政子说，当年这里叫菜庙，也没有现在这么大，当时负责侦缉此案的保密局侦防组长谷正文，就把指挥所、刑讯所、牢房都设在这里，按说这里是佛家清静之地，没想到在白色恐怖的年代，却变成血腥的地狱。陈政子表示，由于父亲和哥哥的关系，那时军警经常通过她了解组织的事情，她虽然小，但是知道“不能说，说了就会出人命”，便“装傻充愣”。军警识破后，就对她严刑拷打，用竹子打手，棍棒打屁股，常常是打得皮开肉绽，她还坚持回答“不知道”。
听被关在这里的受难者转述，光明寺囚禁人的地方十分狭小拥挤，“前面的人坐在后面人的腿上，一个叠一个，若想动，就要拜托前面的人挪一挪”。有时谷正文手里会拿把锤子，要村民面向窗户，看着锤子向它行礼。现在有些受难者年纪大了，由于当年的折磨，身体状况不佳，他们的生活困苦，由于案件带给他们的伤害，使他们对国民党的仇恨很深，有的受难者甚至表示：“这辈子不会投票给国民党”。
据台媒报道，几十年后，“鹿窟事件”得到平反和赔偿，成为岛内赔偿总金额最高的案件。其中有15名受害者，每人获得赔偿609.6万元(新台币，4.4元新台币约合1元人民币，下同)至926万元不等，合计金额近1.2亿元。不过，领取赔偿金的15人中已有3人逝世，赔偿金只能由其继承人领取。
国民党也有反思
对于当年的白色恐怖，国民党也有反思。据台媒报道，2005年10月30日，马英九首次以国民党主席身份，参加上世纪50年代“政治受难者”秋祭追思会，同时他也代表国民党，三度向“白色恐怖”受难者家属表达歉意。有台媒称，马英九是国民党迁台以来，首度公开为“白色恐怖”事件道歉的党主席。
令人唏嘘的是，当年主抓“鹿窟事件”的谷正文，2007年1月25日，因为多重器官衰竭病逝，享年97岁。当年他由戴笠推荐，深获蒋介石倚重，曾主导刺杀周恩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他晚景凄凉，结过四次婚，都没亲人留在身边，只有养女陪度余生。由于曾抓过200名以上所谓的“匪谍”，晚年的谷正文，半夜常常做噩梦。不过，他后来曾口述过一本《白色恐怖秘密档案》，曝光当年历史真相。
据了解，目前岛内对“鹿窟事件”还有一些争论，有学者认为这就是台共当年抗击国民党当局的武装基地；还有的说法是，躲进鹿窟的未必是共产党或左翼人士，应该是“二二八事件”的逃难者。岛内记录、反思“鹿窟事件”的书籍也有不少，比较著名的是张炎宪、陈凤华2000年所著的《鹿窟事件———寒村的哭泣》，书中刊登当年受难者和家属的口述实录，时任台北县长的苏贞昌亲自给该书写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