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赌案”：清末广东赌风极盛，在当局“开禁筹饷”罪恶政策的刺激下，更日趋猖獗泛滥，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粤人对此深恶痛绝，强烈要求禁赌。丘逢甲执掌咨议局后，遂于陈炯明、邹鲁等人计议，力主禁赌，并于一九一0年十月咨议局第二次年会上，作出了《广东禁赌请电奏定期实行案》，要求粤督据情代奏。但咨议局中靠承包赌饷发家的议员苏秉枢，却在粤省当局的庇护下有恃无恐，公然于当年的十一月九日在咨议局提出议案，请求允许其所属的安荣公司开设新的赌项——铺票赌博，并得到许多被他重金收买的议员的支持，从而引发咨议局内部的剧烈争论。双方争执不下，只好付诸表决。表决结果，五十多名出席议员中，只有二十人投“可”票赞成禁赌，其余均投“否”票反对。
不料，投票时担任书记的邹鲁当晚便将咨议局开会情形及全体投“可”、“否”票议员的名单整理成文，送交报馆公开发表，并同时提出辞职。有人担心邹鲁此举会闹出乱子，请丘逢甲出面劝阻。丘逢甲却说：“海滨(即邹鲁)这样做是对的！”接着古应芬也提出辞职，继而丘逢甲率全体投“可”票议员也提出辞职，从而引发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广州全城激愤，一致声讨投“否”票议员，有人还把投“否”票议员的名单张贴在城门上示众。迫于舆论压力，投“否”票的议员也不得不宣布“集体辞职”。
为防止事态扩大，清廷急忙下令“查办”。结果将两广总督袁树勋开缺，改调广西巡抚张鸣岐继任，并准许投“否”票议员辞职，而投“可”票议员则一律“慰留”，古应芬、邹鲁仍回书记处任职。(31)这样，才平息了这场持续数月之久的政治风波。一九一一年三月三十日，粤省当局通令全省一律禁赌，广州人民奔走相告，纷纷“庆祝巡游，颇为热闹”。此后“虽然私赌还未完全禁绝，但公开的聚赌确是偃旗息鼓。”(32)
《振兴女子小学案》：丘逢甲出掌咨议局期间，仅在振兴广东教育事业方面通过的议案就多达九宗，其中尤以《振兴女子小学》一案至为重要。总所周知，妇女在封建制度下完全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备受歧视。直到一九0三年，清廷颁布《奏定章程》(即《癸卯学制》)中，仍公然规定排斥女子教育。丘逢甲对此颇为反感。他一向提倡男女平等，女子应受教育。认为中国妇女人数过半，她们受教育的程度和体质的强弱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未来。故而一九0九年丘逢甲任职咨议局后，即由其主持通过了陈炯明提出的《振兴女子小学》议案。该议案公开与清廷大唱反调，提出：“凡府及直隶州均设女子师范一所，并附设初等女子小学；某州县不能设立师范者，亦必先设女子小学为倡。至已设女子小学一时教员难得者，不必拘定女师，即暂延男师者亦可。”(33)该议案的通过，对促进广东女学的发展和妇女解放运动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在政治上、思想上具有反封建的积极意义，与当时在全国蓬勃兴起的民主革命思潮相呼应。
一九一一年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大批革命党人壮烈牺牲，广州全城戒严，到处搜捕革命党人。数十名革命党人越墙进入丘逢甲的住所——丘家祠藏匿起来。刚从乡下料理完父亲丧事返城的丘逢甲见此情形，安慰躲藏在自己寓所中的革命党人说：“尔等投生也，此间较为安全。”(34)随后他赶往总督衙门，力劝张鸣岐解除城禁，致使许多革命党人得以安全撤离广州。邹鲁回忆说：起义失败后，“过了几天，丘先生由乡间赶到省城，次晨找到了我，立刻说：‘你和竞存(即陈炯明)参与此次起义的证据已被清吏搜获，竞存已走，你也应该立即避开这里！’于是我便决定出奔。”(35)
黄花岗起义前半个多月，革命党人温生才刺杀广州将军孚琦的事件发生后，嘉应劣绅密控汕头《中华新报》为革命党渊薮，与温生才关系尤深，要求严办。张鸣岐素悉丘逢甲与《中华新报》往来密切，碍于丘逢甲情面，更虑于深究下去会牵连到自己，故接获控状后仅密令封禁该报了事，并未拘捕有关人士。亲友们都为丘逢甲捏了一把汗，有人出面劝告丘逢甲说：“祸至无日矣，甚矣先生之爱友也！虽尽友道，与己何益？假使从学务公所即入岑春煊幕中，勿预闻乡友事，岂患权位不如张鸣岐？”丘逢甲笑曰：“余不作是想，倘余不从工部告归，讵不早如岑春煊乎！”(36)
就这样，丘逢甲不顾个人安危，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政治声望和与粤省大吏的特殊关系，安插、重用和保护了大批革命党人，为革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丘逢甲辛亥革命期间在这方面的突出贡献，也理应充分肯定。
三、投身革命洪流 拥护民主共和
丘逢甲对辛亥革命的又一重大贡献，是他在全国革命总爆发、革命势力与清王朝两军对垒、生死大搏斗的关键时刻，坚定地站在革命阵营一边，力促粤省大吏倒向革命；而后，又在调解广东革命军政府内部矛盾、促成广东北伐军出师北伐以及北上参与组建南京临时政府等各个方面，做出了的卓有成效的努力。
1、配合革命党人、促成广东和平独立
丘逢甲屡护革命党人，益遭当局疑忌，故不断被当局派人明察暗访、跟踪盯梢，甚至公然以“革命党魁”名目列诸公牍、登诸报端，以示威胁。而丘逢甲却处之泰然，毫不畏缩动摇。
一九一一年夏秋间，新任广州将军凤山接到密报，随即密奏清廷，把丘逢甲列入广东“革命大绅”黑名单，欲到广州就职后立即严厉捕治。岂料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十月廿五日，凤山刚到广州，即被革命党人李沛基炸毙于南门外仓前街。丘逢甲因此而幸免于难。
武昌首义的胜利，引起全国革命的总爆发。广东各州县纷纷被革命军攻占。十一月初，广州已被革命军团团包围，粤省大吏诚惶诚恐，如惊弓之鸟，急思进退。值此关键时刻，丘逢甲挺身而出，积极奔走，协助革命党人策动张鸣岐、李准(时任虎门要塞水师提督)倒向革命。他首先登门拜访李准，劝其审时度势，接受革命党人的投诚条件。在丘逢甲的规劝下，李准也感到“民心思汉，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维持”，在“利害相权”后，终于“立意反正”。(37)十一月七日，李准接受一切投诚条件，倒向革命。张犹豫不决。丘逢甲又登门拜访，对其“暗中开导”，反复“晓以利害”，说：“大局已无可为，若江道一塞，已无出路矣”，走投无路的张鸣岐终于被迫同意脱离清廷，导向革命。(38)
十一月八日，丘逢甲亲自出面主持了有张鸣岐和满汉及八旗代表参加的咨议局会议，作出了即时“宣布独立”的决议，同时推举张鸣岐、龙济光为正副都督(摄于革命声威，二人均未敢上任。张逃往香港，咨议局另推胡汉民、陈炯明为正副都督)。次日，也即十一月九日，广东正式宣布脱离清廷而独立。(39)鉴于丘逢甲策动张鸣岐、李准反正有功，又擅长教育，在广东教育界有很高声望，遂被推举为新成立的广东军政府教育部长。
2、调解军政府内部矛盾，促成广东北伐军出师北伐
广东军政府成立后，地方上社会秩序十分混乱，经常发生纷争；进驻省城的大批民军又漫无定制地坐索饷弹，不断发生摩擦滋闹；甚至连军政府内部也常因争权夺利或意见相左而闹得不可开交。而这些问题若不能及时妥善解决，新生革命政权便不可能得到巩固。由于丘逢甲在军政府内部德高望重，与各方面人士私交甚笃，其中不乏其弟子门生，故而“除了本职之外，他还参与各项决策和协调人事的要务”。(40)为此，他日夜操劳，四处奔波，协调各种纠纷，从而为维护新生政权的安定局面、巩固革命胜利成果做出了他独特的贡献。其中最典型的，是调解陈炯明和黄士龙的纠纷。
广东独立时，北方形势尚未明朗，北洋军随时都可能渡江南下，威胁南方革命政权。因此广东革命军政府成立后，开会商讨北伐事宜。陈炯明力赞胡汉民的北伐主张，而参都督黄士龙却认为“北伐是非其时”，坚决反对北伐。双方各持一端，愈吵愈凶，最后竟拔出手枪来要当众决斗。都督胡汉民苦劝无效，急忙请丘逢甲出面调解。(41)因陈炯明是丘逢甲的拜帖弟子，而黄士龙与丘逢甲也素有深交，故二人虽位高权重，但在丘逢甲面前毕竟不敢放肆。在丘逢甲劝说下，二人才算冷静下来，没有闹出更大的乱子。而后经认真讨论，终于达成共识，组成了北伐军，由姚雨平任总司令、邹鲁任后勤总监。而丘逢甲则在后来出席南京会议期间，对广东北伐军出师江北“调护备至，为之请炮械、请增援，为之向前途各军接洽”等等，做出了许多力所能及的后勤保障和联络工作。(42)当时，广东北伐军兵精将强、械良饷足，被公认为是当时各省北伐军中最精锐者，在征讨清廷的战斗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不能不说，这与丘逢甲所起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3、北上参与组建南京临时政府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下旬，独立各省推派代表齐集南京，商讨筹组中央政府事宜并选举临时大总统。丘逢甲为广东方面推举的三人代表之一。当时，为赶在元旦前成立临时中央政府，时间紧迫、经费困难，丘逢甲曾与胡汉民、伍廷芳等人分头奔波于寓居在上海的粤籍各属同乡殷商之间，紧急筹款。数日之内，便筹得七十多万银洋，为民国盛典的如期举行解决了燃眉之急。(43)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独立十七省代表齐集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丘逢甲光荣地出席了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盛会。(44)
南京会议期间，丘逢甲心情十分振奋。他踏雪游历了明孝陵、莫愁湖，登临了城内的扫叶楼等名胜古迹。(45)目睹一片大好革命形势、国家民族重兴、复土雪耻有望，丘逢甲抚今追昔、感慨万端，一连写下了十首诗。其中《谒明孝陵》一诗写道：“郁郁钟山紫气腾，中华民族此重兴。 江山一统都新定，大纛鸣笳谒孝陵。”(46)
丘逢甲晚年投身革命洪流，并非单纯从排满的狭隘汉民族意识出发，而是为铲除封建帝制，为在中国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制度而奋斗，这从他告病南归途经厦门时电劝福建都督孙道仁“速行召开省议会”的电文可知。其电文大意是：“革命扫除满清秕政，若一切仍旧安用铁血为？”“民国新造，断非一二人专制可以成功”。(47)
丘逢甲临危之际仍念念不忘国家民族。昏睡之中他口发呓语，喃喃不休，依稀可辨者“皆民国大局安危之计，并未言及家事。”(48)偶或清醒，即向家人询问大局有何变化，“当他听说清帝退位，南北统一获致协议时，便显现出欣喜之色；听到孙大总统让位于袁世凯，则蹙眉敛容，引以为忧。他微合着眼睛喘出一口气说：‘孙先生上了袁世凯的当，从此国家多事矣！袁氏是一个老奸巨猾的人，将来必然不忠于民国。孙先生怎能和他合作呢？’说后，又沉沉睡去。”(49)
丘逢甲为辛亥革命、为国家民族，可谓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四、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丘逢甲对辛亥革命的贡献的确是多方面的、杰出的，理应得到充分肯定和后代的景仰、褒扬。
2、考察丘逢甲辛亥革命时期的教育活动，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始终是围绕着“救国”、“强国”和“复土雪耻”这一根本主旨而推进的，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强烈的政治目的。故而，丘逢甲从事教育，不仅坚持以“有用之学”培养、教育青年；而且格外注重激发和保护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引导他们关心国家民族前途命运，树立“为国为民牺牲”的远大抱负和高尚情操。这样丘逢甲的教育实践和他所创办的新式学堂，就不仅为民主革命潮流的兴起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扫清思想障碍的积极作用，而且在客观上成为培养、哺育民主革命志士的温床。特便是丘逢甲晚年政治立场转而倾向、支持革命之后，其所主持的学堂更成为革命党人从事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
3、晚年由赞助维新改良转而倾向、支持民主革命，乃至投身革命洪流，这是丘逢甲爱国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质的飞跃，是他一生政治生涯中的重大转变，同时也是他生命史上难能可贵的一页。回顾丘逢甲走过的人生历程，不能不说：他之所以能够实现如此重大的转变，不是偶然的，这是他毕生奋斗、不知疲倦地寻找救国救民真理、顺应时代潮流不断前进的结果。一句话，是一个真诚的、无私无畏的爱国者的必然归宿。从这一角度而言，丘逢甲在近代中国数不清的爱国人物中，具有典型意义。
4、诚然，丘逢甲思想政治立场转变也有其不彻底的一面。他十分痛恨清王朝的腐败卖国，同情支持革命，爱护革命青年，甚至不顾个人安危保护革命青年，把祖国独立富强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但又不愿看到革命发生变乱，致使地方糜烂，百姓遭殃，更担心革命遭致列强的干涉瓜分。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对革命党人屡屡发动武装起义，坚持以暴力手段推翻清王朝很不理解，持保留甚至反对的态度。例如，早于一九00年前后他曾说过：“内乱吾不与，外患吾不避”；在一九0九年之前的个别诗作中，丘逢甲对革命党人武装起义的错误认识也偶有表露(如《戊申广州五月五日作》、《寄悼丘孟卿》等)(50)；直到一九一0年，他还对人说：“革命能和平成功最佳，不得已而有破坏屠杀亦不可过当。盖我国今日大患不在满清乃在东西列强，若因破坏屠杀而毁国脉元气，将益启列强侵略”。(51)丘逢甲思想的这一局限性，决定了他未能更早地投身到辛亥革命的洪流中去，做出本来可能做出的更多更大的贡献。(徐博东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
注释：
(1) 见丘晨波主编：《丘逢甲文集》第二六三——二八四页“丘逢甲信函”。丘琮：《仓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谱》称“东文学堂”、《潮州志·教育志》称“同文书院”，皆误。
(2) 丘晨波主编：《丘逢甲文集》，花城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
(3) 丘晨波主编：《丘逢甲文集》，花城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
(4) 丘晨波主编：《丘逢甲文集》，花城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
(5) 丘晨波主编：《丘逢甲文集》，花城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
(6) 丘复：《仓海先生墓志铭》，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抄》附录，安徽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7) 曾养甫：《丘逢甲事略》。
(8) 丘晨波主编：《丘逢甲文集》，花城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
(9) 丘琮：《仓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谱》，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抄》附录，安徽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10) 丘琮：《怙怀录》，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抄》附录。
(11) 据丘逢甲：《丙午日记》(见《丘逢甲文集》)及丘复：《念庐居士岁记》(手抄本)，不少论者称丘被聘为“两广学务处视学”或“两广学务公所参议”等，均不确。
(12) 据丘逢甲：《丙午日记》，丘琮《年谱》误作一九0八年事，并称“广东教育总会”，不少论者以讹传讹。
(13) 郑喜夫编：《民国丘仓海先生逢甲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一年版。
(14) 曾养甫：《丘逢甲事略》。
(15) 丘琮：《怙怀录》，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抄》附录。
(16) 丘琮：《怙怀录》，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抄》附录。
(17) 丘琮：《怙怀录》，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抄》附录。
(18) 丘复：《愿丰楼杂记》卷三(手抄本)。
(19) 丘晨波主编：《丘逢甲文集》，花城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
(19) 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抄》。
(20) 丘晨波主编：《丘逢甲文集》，花城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
(21) 曾养甫：《丘逢甲事略》。
(22) 丘琮：《怙怀录》，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抄》附录。
(23) 丘琮：《岭海微飙》，台北中华日报社，一九七六年版。
(24) 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抄》。
(25) 丘琮：《怙怀录》，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抄》附录。
(26) 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抄》。
(27) 邬伯健：《清末广州三学潮》及《方言校志》，《广州文史资料》(五)。
(28) 邹鲁：《回顾录》。
(29) 据谢赢洲：《林云陔传略》。
(30) 邹鲁：《回顾录》。
(31) 邹鲁：《回顾录》。
(32) 参见《广州文史资料》(十六)。
(33) 见《广州咨议局第一次会议报告书》(藏广东省博物馆)。
(34) 陈公愚主编：《蕉阳文献》，该文特别注明：“方言学生丘仰汤，亦往丘家祠，所见所说也。”
(35) 邹鲁：《回顾录》。
(36) 曾养甫：《丘逢甲事略》。
(37) 王俊士：《丘逢甲和广州光复》。
(38) 邓警亚：《辛亥广东独立传信录》。
(39) 邓警亚：《辛亥广东独立传信录》。
(40) 丘琮：《岭海微飙》，台北中华日报社，一九七六年版。
(41) 胡汉民：《胡汉民自传》。
(42) 丘琮：《怙怀录》，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抄》附录。
(43) 据丘琮：《怙怀录》及谢文逊：《辛亥开国的故事》。
(44) 沈云龙：《孙中山先生与民初政府及其影响》，见《台湾文学》第三五卷，第一期。
(45) 不少论者称丘逢甲随孙中山谒明孝陵，不确。据查，孙中山谒明孝陵为二月十五日，其时丘逢甲早已告病南归，卧病广东镇平山居。丘谒明孝陵当在一月中上旬，属个人单独行动。
(46) 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抄》。
(47) 丘复：《仓海先生墓志铭》，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抄》附录，安徽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48) 丘瑞甲：《先兄仓海行状》，见，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抄》附录。
(49) 丘琮：《岭海微飙》，台北中华日报社，一九七六年版。
(50) 参见徐博东：《丘逢甲传》，时事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
(51) 丘琮：《怙怀录》，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抄》附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