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任禁毒大使的酒井法子于4月7日参观北京禁毒教育基地。 
本周一下午，孙兴召开发布会，向公众道歉。本报记者 李继辉摄
本周一，孙兴、莫少聪因吸毒分别于北京和香港召开记者会，向公众公开致歉。
也许，毒品风波在娱乐圈产生的影响，远没有外界臆想的那般强烈。
当公众兴致勃勃地谈论所谓“毒星”时，一位圈内人却觉得这纯属小题大做。在他看来，有关“娱乐圈等于毒窝”的印象，是在明星效应作用下被媒体夸张放大的结果。“不只是娱乐圈在吸毒，整个社会都存在吸毒现象。”
圈外的观察者，同样无法孤立地谈论娱乐圈的毒品话题。社会学者邱泽奇认为，所有造成娱乐圈涉毒的深层原因和运作机理，都同样适用于圈外的社会群体，只不过这个“圈”的特殊性，使其更容易被毒品所侵蚀。
由此看来，从社会角度剖析娱乐圈内部的涉毒心态，更具有一种标本意义。
[ 涉毒·诱惑 ]
割掉神经，透支快感
莫少聪和孙兴吸毒消息被曝光的当天，他们的照片便出现在“北京禁毒在线”网站首页的“新闻图片”栏目里。与他们比邻而居的是歌手谢东和台湾女艺人萧淑慎。巧合的是，这二人都于近期曝出了三度吸毒被拘的丑闻。
“他们绝不是最后一批涉毒的明星。”网站站长、北京市禁毒志愿者总队宣教中心主任董光的语气十分肯定，“一定还会有艺人前仆后继，替我们去更新它，他们不会让这个栏目寂寞的。”
谁会是下一个入栏的“毒星”呢？
就在莫少聪和孙兴被拘后不久，一份据称涉及“7位天王天后”的演艺圈吸毒名单突然开始流传，并引发了一场近乎全民参与的“猜谜游戏”。但在娱乐圈内部，除了少数被对号入座的艺人紧急出面澄清外，多数人的反应却十分冷淡。
“谁是吸毒者，在圈子里早已是半公开的秘密。”一位年轻的音乐人小Y介绍说，“玩儿大麻的比较多一些，行话叫‘麻烟儿’，分为两种，有一种可以卷起来抽的通常叫‘叶子’，还有一种叫做‘膏儿’，是经过提炼的，劲儿更大。”
这位自称不沾毒品的圈内人，却能够栩栩如生地描绘出吸食大麻后的感受：“你去听音乐的旋律，会变得不一样，是有色彩和空间感的。”在他看来，从大麻中攫取灵感，更像是一种文化传统，“很多欧美的老牌音乐人，比如平客·佛洛依德或者鲍勃·迪伦，他们有些作品听上去很迷幻，其实就是大麻的产物。”
还有人索性不承认大麻属于毒品。乐评人F声称：“大麻对人体的影响程度，可能远远小于烟酒造成的伤害，而且少量吸食并不会上瘾。”他甚至认为，并非娱乐圈的人热衷吸毒，而是圈外人对于毒品的认识过于滞后，比如“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就已经或者正在实现吸食大麻的合法化。”
对于上述吸毒理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邱泽奇谨慎地将其称作“寻求创作灵感的极端方式”。这位长期从事毒品问题研究的学者并不否认，以大麻、K粉为代表的新型毒品能够带来精神上的快感，也不再像鸦片、海洛因等传统毒品那样容易致瘾；但他强调，这些毒品对神经末梢造成的永久性伤害，将是不可逆的。
数据显示，50%左右的吸毒者其实并不知道毒品的这一真正危害。邱泽奇以一道选择题指出了其中的关键：“你可以通过吸食毒品来透支快乐，但是这等同于割掉你的一段神经，使你对兴奋的感知逐渐变得迟钝，从此再也无法体会正常的快乐了——你还能不能接受？”
圈子里的“群体压力”
2000年10月4日，电影《昨天》正在紧张拍摄中。这部以男主角贾宏声的吸毒经历为题材的影片，曾一度引起极大轰动。这天拍摄的是一场有关生日聚会的戏。根据剧组留下的日记，除贾宏声本人外，当天赶来出镜的，还有导演张一白、录音师武啦啦等人。
几年后再回顾当时的场景，似乎多少有了点儿讽刺的意味。2008年初，武啦啦和摄影师谢征宇等人聚众吸毒时被现场抓获，在他的供认下，警方当晚又抓获了著名导演张元和雕塑家米丘。2009年底，张一白在酒店吸毒被抓。2010年7月，贾宏声以坠楼的方式自杀身亡。
近年来，被曝光的众多“毒星”之间，似乎都潜藏着一条关系链，铺陈开去，便形成了一张隐形的毒网。从事电影制作的T形容说，圈子里的吸毒者不分领域，他们可能共享同一条毒品供应链，也会经常在聚会时以毒品来取乐。有人因此戏称：“以前被抓是一个一个的，现在都是一窝一窝的。”
然而，这种集体吸毒行为，并非娱乐圈的特有现象。
邱泽奇提供了一个数据：97%的吸毒行为发生在群聚场合，夜店等娱乐场所是聚众吸毒的首选空间。他倾向于将集体吸毒解读为一种社交行为，参与者往往是迫于“群体压力”而沾染毒品。莫少聪在被拘留时便反复申辩，自己是因为“推脱不掉应酬而吸食了两口大麻。”
不过，圈内人士往往否认受到了压力。在他们看来，那种“圈内老大”强迫新人“下水”或拉“投名状”的传闻，更像是圈外人虚构的故事。比如F的个人感受就是，“大家都抱着娱乐的心态，不会有人强迫你什么，你愿意就做，不愿意随便。”但他也承认，“如果拒绝的话，会给人不合群的感觉，不像是这个圈儿里的。”
“这实际上就已经存在了群体压力。”邱泽奇描述了一个更接近事实的情景：“在群聚的情况下，一个曾经吸过毒，并且有较高声望的人说，我们来一口吧。如果这个人对你的未来构成影响，又或者你不得不在这个群体里混，屈从于这个群体的规则，那么你不从众的话，又能怎么办呢？”
[ 曝毒·迷惑 ]
很多人都在说谎
几乎每个因涉毒被曝光的明星，都会找到一种看似恰当的托辞。莫少聪将吸毒的原因解释为“应酬”；孙兴则抱怨离婚后压力过大；含笑于2009年吸毒被拘，供认说第一次吸毒是谢东怂恿；而谢东在首次吸毒事发后，曾传出“误喝下毒饮料”的说法。
“很多人都在撒谎。”在有着多年禁毒志愿者工作经验的董光看来，这些说法几乎都埋伏着可疑之处，“吸毒不是一次两次就能上瘾的，也不是短期内就能在外表显现出来的。”他端详着电脑上一张张“毒星”的面孔，“你看他们和平日里的反差有多大，眼神都是涣散的，根本不敢直视镜头。”
董光认为，这些托辞或谎言说穿了就是“找辙”：他们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受害者，以赢得公众的同情，这样当他们获释后，便可以从容地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在某种意义上说，从他们被曝光的那一刻起，“毒星”们便有意无意地在为自己重返娱乐圈留下了伏笔。
毒品这个话题在娱乐圈是如此敏感，以至于大多数明星都会持谨慎回避的态度。不久前“演艺圈吸毒名单”传闻发生后，只有少数被媒体影射的明星主动予以澄清外，多数明星在公开场合面对媒体追问，或为他人担保时，往往言语含混。
“我觉得他们没有给出可以信服的回答。”邱泽奇曾在电视上看过多位明星对于吸毒事件的表态，千奇百怪的说法令他哭笑不得：“他们只要很简单地说出自己或他人没有吸毒就可以了，为什么就是不敢直接回答呢？”至于明星间的相互担保，他认为更像是一种信用交易，“看似相互支持，其实都有所保留。”
事实上，对于那些被曝光的同行，圈内人的态度远比学者的分析来得简单。F对此十分坦诚：“当听说某人因为吸毒被曝光时，大家通常都会觉得他运气不好，比较倒霉，仅此而已。”这种心态被邱泽奇斥责为“典型的机会主义”。
公众是很容易健忘的
一个被曝光的吸毒者重新被塑造为明星，这样的机会能有多大？
F认为，对于一些过气明星，一旦惹上这样的新闻，将会是“非常非常致命的打击”。但他同时指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毒品的认知差异，“比如酒井法子吸毒后，在中国受到的影响就很严重，而在国外反而没什么事。”然而，在近年来被曝光的吸毒者中，酒井法子却是唯一宣布退出演艺圈的明星。
从事电影发行工作的W几年前曾有过这样的遭遇：他所参与运作的影片正处于放映前的密集宣传阶段，一位主创人员却突然卷入了吸毒丑闻之中。但W并不认为这是什么危机：“吸毒是个人的生活隐私问题，如果没有影响工作，别人有什么权力过问呢？”
在W看来，即使吸毒被曝光，对明星本人来说也未必就一定是坏事：“特别是对于过气明星来说，至少先赢得了足够的关注度；只要采取一定的公关手段，说不定还能帮助他‘反水’成为禁毒人士，树立起公益形象。”
这番说辞也许不无道理。谢东、含笑、酒井法子等人吸毒后，不约而同地以禁毒宣传者的身份重返公众视野。但是，公众真的能够接纳他们的这种转变吗？W的回答是：“只要人气还在就行，公众是很容易健忘的。”
不过，并非所有的业内人士都能如此大度地为“毒星”铺路。
北京人艺副院长、著名演员濮存昕透露说，在人艺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演员吸毒事件，“开除了，已经过去20多年了。”今天提起这件事，濮存昕的语气仍有些沉重，“我们很惋惜，其实他是可以演好戏的，但是一旦沾染上毒品，一个生命就算完了。”他想了想又说，“个人应对自己的命运负起责任。”
星文唱片总经理刘思齐同样不能接受“毒星”，他说这是一条底线，“一旦知道有谁发生了这样的事，关系就算彻底结束，没法再谈合作了。”刘思齐甚至觉得，明星涉毒后能否博得公众的谅解，仅靠承认错误是没意义的，“吸毒者毁掉的不是所谓演艺事业，而是他自己的真实人生”。
[ 禁毒·困惑 ]
没记者跟着，公益还做吗
董光的办公桌前放着一个展示柜，里面陈列着一顶帽子和一件T恤衫，上面的“中国禁毒志愿者”标志十分醒目，旁边签着一个为很多人熟悉的名字：酒井法子。在这些纪念品旁边，还有一束早已枯萎的植物。董光说，那是罂粟。
董光是酒井法子此次中国之行的组织者。这趟行程一度被媒体指责为“作秀”。董光坦言，这里并没有外界所揣测的那些成分，酒井法子所属的经纪公司只是想做些公益方面的事情，而她本人甚至提出，不希望与毒品问题有任何牵连，只是在北京禁毒志愿者总队的坚持下，才促成了这一活动。
和很多类似的禁毒机构一样，曾有涉毒经历的明星要想参与公益活动，北京市禁毒志愿者总队的态度总是十分开放的。该组织的《志愿者招募通则》中明确规定：“有吸毒史、但已经与毒品决裂的人员可以报名参加禁毒志愿者。”谢东首次吸毒事发，就曾加入该志愿者组织；但在他复吸毒品后，立即被除名了。
事实上，禁毒机构一直希望能够招募更多的明星加入志愿者队伍。
按照董光的设想，“我们到学校或者社区里开展工作，借助明星的号召力，效果会更好一些。”但是，明星们的表现似乎并不积极。董光觉得，他们往往只在需要树立公益形象的时候，才会主动联系自己；而当禁毒机构需要明星们出面开展活动时，得到的答复却往往是“档期安排不开。”
董光吐露了一个实情：北京市禁毒志愿者总队里的明星志愿者总数大约有二三十人，但每年组织宣传活动时，能有十分之一的明星参加就算不错了，有些人只参加了一次活动，就再也没有露过面。“真正一直在做事的，就那两三个。”
濮存昕是少数坚持从事禁毒宣传工作的明星志愿者之一。提起同行们在公益活动中的表现，他的态度更为鲜明：“拍张照片或者拍个广告不难，难的是在没有媒体记者跟着的戒毒所里，你还愿不愿意面对存在道德缺失的人群，能不能对他们抱以最大的同情心和怜悯感。”
董光不愿批评明星们的道德意识，而是更倾向于反思社会对于毒品话题的认知水平和普遍态度。“整个社会愿意做禁毒事业的人就少得可怜。有的人更愿意把他们的爱心奉献给流浪动物，也不会去触碰跟毒品有关的事情。”
介入禁毒工作的宣传者越少，可能涉险的无知者越多，在恶性循环的作用之下，一个个“毒星”纷纷涌现和前仆后继，也就显得不那么奇怪了。
学者访谈
莫少聪和孙兴吸毒丑闻曝光后，多家媒体不约而同指出：娱乐圈已成为涉毒“高危人群”。这种说法并非耸人听闻。社会学者邱泽奇在接受本报专访时指出，近年来“毒星”频频被曝光，反映出娱乐圈内部职业道德关照的普遍缺失；要想斩除这颗“毒瘤”，仅靠司法手段是远远不够的。
问：明星真的比普通人更容易涉毒，还是这个现象被媒体夸张放大了？
答：这两种情况都存在。明星是一个受社会规范约束力比较小的群体，因为他们的工作大多就是要突破人们的想象，但结果他们对社会规则的关注也会相对降低。在特殊情况下，吸毒会被当作时尚行为，而明星总要充当时尚的先锋，这是他们吸引公众注意力的有效方式，因此在一定场合下更易发生异端行为。
另外，明星的经济条件往往比普通人优越，对贩毒者来说，他们是更容易直接获利的理想目标群体。因此，说娱乐圈更容易接触到毒品，并非指他们寻找毒源更容易，而是贩毒者更容易找到他们。在这个群体里，贩毒者只要找到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知情人”，就知道他的毒品该往哪里卖了。
问：为什么明星在中国吸毒比在美国等其他国家更易受到惩罚和谴责？
答：中国对毒品的管制态度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文化基础和社会基础。对中国人来说，毒品有着特殊的民族含义和社会含义。另外，美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社会，但它会在国家层面和行为自律上进行约束；中国是一个家庭主义社会，中国人的社会观念是对自己的子孙后代负有责任，因此对行为的要求也就更加严格。
问：近年来，一些“毒星”依然很活跃，是否说明公众对他们很宽容？
答：你可以说这是宽容，但我更愿意说这是一种“疏离”。比如此次吸毒事件中，公众更多是以一种八卦心态谈论此事，不过是拿这些丑闻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这恰恰是一个危险信号，因为说明公众对这个群体的所作所为已经无所谓了，实际上也就等于抛弃了他们。
问：如何才能扭转娱乐圈越陷越深的涉毒趋势？
答：司法制度是对个人行为的防范，对于一个行业的防范应更多依靠行业自律，而行业自律要靠意见领袖和模范人物来带动。当前娱乐圈人员构成非常混杂，实际上被分割成若干小圈子，应当让整个娱乐圈形成一个有声望等级的群体，并且产生品格值得信任的意见领袖，这样有助于对圈内成员构成道德约束，使他们清楚，哪些行为是社会欣赏的，哪些又是被社会鄙视的。
